第三章 众生无我（5）
小赵与拉雅
小赵叫赵桂英，一个看去秀气而内向的女孩，1987年从位于陕西省咸阳的西藏民族学院毕业来到我们庭里。小赵的父亲是汉族，河北人，老家在中国古代修筑的最令人惊叹的防御工事万里长城的最北端山海关附近，大约在50年代末随中共军队来到西藏从事修建公路方面的工作。母亲是云南德钦的藏族，也在公路部门，所以小赵常说我是她的老乡。
小赵从小在拉萨长大，能说流利的藏语，而且所有的生活习俗都是藏族的。像她这样的年青人在西藏很多，大家都称他们为“团结族”。由于他们的父母有一方是藏族，因此在西藏他们比起其他的汉族和藏族青年具有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的双向沟通优势。就西藏的现代化进程而言，他们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小赵在学校所学的专业不是法律，因此刚来时只能做书记员工作。她的法律专业知识完全是后来自学和通过庭里组织的业务学习获得的。而在那个年代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因为那时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劫后余生的少数几所法学院不可能供给整个社会足够的毕业生，所以只能从其他专业的学生中挑选补充。
那时拉萨的西郊罗布林卡以外是一片幽然的红柳林，公路边一条行人稀少的黄土路进去不远有簇簇灰黄色的土屋，是一或二层的藏式院落，小赵的家就住在其中。走进宽大整洁的院子，那静谧宽敞的人居环境令所有来自内地大都市的人都感到羡慕。小赵的母亲和大多数藏族老太太一样穿着传统的藏式裙装，显得富态慈祥，热情而健谈。小赵的父亲则不善言谈只在一边听我们的议论。阳光从树叶的缝隙中洒落地面，摇曳隐显之间那些来去匆匆的事物都消失不见，在抑扬顿挫中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
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发现表面看来内向的小赵其实有着藏族女孩那种直接爽快、大方开朗的性格。她对人和事物的好恶是那么的明显和不加掩饰，因此和她在一起你会感到十分的轻松而没有任何心理上的负担。有时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称我为她的“老伴”并搂着我的肩膀要我到她家去吃饭，在大家的打趣中她仍然不动声色地微笑着。因为她有很多同学在西藏各地工作，所以和她一起下乡总是有许多好玩的去处和别出心裁的玩法。某次从那曲返回，路经当雄的时候，正值寒冬。我们在满目枯黄的草滩上停车，大家在呼啸狂虐的凛冽寒风中随录音机放送的音乐跳起了华尔滋，在飘渺的旋转中远处白雪皑皑的念青唐古拉山有如奔腾竞逐于天际，风声与音乐相互呼应，彼此相随，萧萧飒飒悠扬狂野，生命的广阔不知不觉在这金色与银色交错的背景之下涌现出来，给人一种奇幻神秘之感。这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野逸苍凉的舞会和舞者，以至多年之后小赵还保存着那次戈壁狂舞的照片并感叹着那些昔日的快乐。
在下乡的时候小赵总是会带我去她在当地的同学那里，这使得我有很多机会去进入那些拉萨之外的人们的生活并了解他们。记得那次我们沿雅鲁藏布江来到日喀则，司机西庆和王曼莉都各自走亲访友，小赵看我一人没有着落，就带我到她的一个藏族女同学家里。她那同学家里只是父女俩相依为命，看到我们到来感到意外又感到高兴。我们像家人相聚般坐在柔软的羊毛卡垫上喝着味道鲜美的酥油茶，冬日下午的阳光温和地透过高大的窗子投射在墙上和地面，偶有微风掠过屋外的树梢，墙上就会漾起层层金色的波纹，那种温暖的感受是我许久都没有过的。下午，小赵的同学提议包饺子，大家就一起动手干了起来，当然我很高兴有机会展示自己包饺子的手艺。果然不出所料，我包的饺子成为了范本，小赵同学的父亲指着我包的饺子对他的女儿说：你看人家这才叫饺子，好好学学吧！过后自己想来，饺子本来就不是藏族的食品，手艺生疏也极正常，我也不必得意忘形。在大家兴高采烈之际，突有人来报说小赵的男朋友拉雅从阿里回拉萨途经日喀则，我们大家都极力相劝小赵去见上一面，但小赵恐扫了大家的兴而坚持不去，执意要和大家在一起，不知拉雅对此心中是否会感到愤懑和不平，总之我们是玩到晚上才尽兴而归。
小赵的男朋友拉雅是她的大学同学，后来也就升级为她的未婚夫乃至丈夫。拉雅是青海（以前称为安多藏区）藏族，自大学毕业后自愿到阿里地区工作，几年后才调回拉萨，所以我在西藏的那段时间小赵和拉雅很少见面，我也自然无缘与拉雅相见。不过小赵却常提到我和拉雅在性格方面甚至在爱好方面都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如都会画油画，喜欢诗、文学及梦想，都不安份而喜好四处飘泊游荡，就连毕业后我自愿到西藏他自愿到阿里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难怪拉雅不在的时候小赵都愿意和我在一起，也许是她把我看作拉雅的某种影像并找到了愉快的回忆，就这一点来说拉雅应该感谢我才是。
在我离开西藏之前不久小赵和拉雅结婚了，但我因公在外而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听说婚礼在小赵的家里举行，完全按照藏族的传统仪式进行，隆重而热闹。拉雅在婚后不久就赶回了阿里，所以没有见到他又成了我的遗憾。
我离开西藏之后，小赵夫妇搬到了我原来的房子，不久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几年后我又有机会见到了小赵，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为我打好酥油茶，并一再声明她打的茶不如拉雅打的好喝，尽管现在打茶已经使用电动的打茶机而不再用传统的木桶了。小赵对我抱怨说现在的高级法院已不再像我在的那个时候了，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早已不再有了，整个的业务素质和风气都大不如从前。从她的口中我得知拉雅已调回拉萨工作，她们一家人总算是团聚在一起。小赵拿出了拉雅的许多油画作品让我观看并提到拉雅现在对藏文化特别地关注，他把最多的精力投入到从事在现代工业主义和大众消费浪潮下对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的工作中，这使我感到高兴，因为这是一项极有意义而又被忽视的工作。
小赵和拉雅属于西藏历史上新的一代藏族青年，她（他）们将会对西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她（他）们来说，站在一种人类和全球的视野来看待西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她（他）们没有父辈那种沉重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更加地世俗化，所以她（他）们并不像很多学者那样把藏文化当作一种孤立的、像生物物种那样会产生和灭绝的东西，更不会像那些政客把自己民族的文化当作意识形态的投枪和政治竞技场上的奖牌。小赵和拉雅们是在平静而普通的生活中连接着自己和自己几千年前的先人们的生活和思想并延续着自己民族的文化。
又过去了许多年，听说小赵现在已成为林芝地区中级法院的副院长，拉雅也在中共西藏自治区政法委员会担任某级别的官员。但今天我仍希望再次见到小赵和拉雅，特别是我和拉雅神交多年而始终未曾谋面使我一直耿耿于怀，毕竟我每次都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想起她（他）们。
天戈和次央
2001年夏末的一天，我在云南昆明的家中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告诉我说要与我见面，但却不告知我他是谁，只是说见面会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于是我按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地点，当出租车上下来一个身穿白色休闲西服的高个男子微笑着向我走来时，我相信这意外的惊喜决不是假的，因为站在我面前的是我分别近15年并且毫无音信的在西藏相濡以沫的朋友王天戈。
天戈是我刚到西藏最初认识的几个朋友之一。那时他在拉萨市中级法院经济庭做书记员，因和我们庭有直接的业务关系，一来二去就熟悉起来并成为要好的朋友。天戈出生于60年代。他的父母都是50年代初中共军队18军的军官，随部队进入西藏后就一直留在拉萨工作。天戈的父亲时任西藏自治区民政厅的厅长，他的母亲也在中共西藏党的委员会所属统战部任职。他还有个哥哥也在拉萨工作，所以天戈也是属于“老西藏”的第二代。天戈的母亲是四川成都人。他幼时在四川呆的时间较长，所以他认为自己是四川人。天戈所受教育程度不算高，大概也就是勉强读完高中，在那个中国到处动荡不安的时代，能接受高中教育已实属不易。不过他从小就接受系统的乒乓球训练，（那时乒乓球在中国被赋与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因此成为唯一受到大力提倡和支持的体育运动）打得一手好乒乓球，曾到中国内地很多地方比赛和训练，据说还拿过西藏的冠军。这种从小就离家四处游走的经历也造就了他那种散漫不羁的性格和生活方式。
80年代初期的拉萨市中级法院位于背靠拉萨河的河坝林一个废弃的旧时林卡中，离我所在的高级法院很近，因此我常到那里去。沿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进到一片杂草丛生的场院中，几排作为办公室和宿舍的简陋土坯平房使你的想象永远无法与法院的威严联系起来。天戈也就住在这平房中的一间，昏暗狭小的房间里仅一床、一桌、一椅，多来几个人便无立足之地，更不要说是坐处了。但就在这种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天戈仍就成为当时拉萨颇有名气的前卫青年。除了他长得高大英俊之外，他那种开朗潇洒敢于向陈旧挑战的性格也是重要的因素。他的朋友极多，大多是拉萨那些高官们的子女。他每天热衷于与这些朋友们喝酒聚会，过着快乐的生活。就连日常的打扮都惹人注目：一件紧身的黑色休闲西服上翻出雪白的衬衫领，头发长而蓬松锃亮，戴上法官的大盖帽看去不伦不类，骑着一辆除了车架和轮子外什么也没有的破自行车成天东游西逛，按现在的时尚应该是一种“酷毙了”的形像。天戈的这些所作所为自然使得法院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守旧官员感到异常的愤怒但又无可奈何，不过却赢得了众多少男少女们的欢心和拥戴。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好日子注定会好景不长。果然在1980年中国开展的所谓“严打”（严厉打击刑事犯罪）运动中，天戈和他那些快乐的朋友们被认为是“流氓团伙”被严加追辑。天戈则由于其父的护犊之情提前通风报信而踏上逃亡之路，从西藏到四川、陕西再到广东，天戈的逃亡之路延续了近万里，直到几个月后“严打” 运动结束，接到家里的通知天戈又才返回了拉萨并从而逃过了一劫。
天戈之所以有这样的遭遇是在于他生活在一个把任何个人的快乐都视为罪恶的年代。这种罪恶包括了优美动听的旋律、绚丽斑烂的色彩、诗一般的梦想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甚至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那是一个寒冷的、只有黑白的时代，而天戈想把生命的温暖和青春的多姿多彩注入其中，那个老朽专制的风车必然会毫不留情地砸下来，即使他的父亲身为推动这风车中的一员，他也难以幸免。
天戈的特点是女朋友特别多，而且并不是一般友谊意义而是有着两性情感的女朋友，这些女朋友遍布于西藏和内地的许多地方。在1983年他逃亡内地的时候，一路上他在各地的女朋友们都给予他尽可能的照应，所以他的逃亡虽如惊弓之鸟但又是快乐的，这也使得那些守旧的人们对他侧目而视。虽然有许多人是基于一种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潜在心理意识，但在那个年代这仍是一种被称之为“作风不好”的行为并会为此断送一个人的所有前程。
不过，我认为天戈决不是一个愚蠢的花花公子或纨绔子弟，天戈也不会在同一地域同时拥有两个女朋友，他的每一个女朋友都知道其他人的存在但都在不同的地区相安无事，即使他离开她们之间的某一个，她仍会对他心怀感激和思念，理解和宽容他的这种行为而不会闹出任何感情风波。我认识他的许多女朋友。我发现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结果是因为天戈对于爱情总是怀着一种孩童般天真的赤子之心，在他的情感中没有任何功利的成份，也没有任何的矫揉造作。他是因为爱而去爱，他不会对自己的感情作一种事先的安排。他的这种没有一点杂质的感情使得他对所有他爱的女人都是一样的真实，也因此感动了她们。他的许多女朋友都向我提到天戈对她们是一种真心的好，这倒与金庸笔下的韦小宝有些相似，只是在今天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已极少如天戈这般的天真，不管是男人们还是女人们，即使只是去理解这样的情感都是很难的了。
天戈第一个藏族女朋友叫次旺，我想她的全名应是次仁旺珍（不知对不对？）。次旺的家族是西藏有悠久历史的贵族之一，与西藏的政教两界和上层社会有着各种各样的关系。次旺的父亲在1959年参加了对中共的军事反叛，失败后被判刑入狱直至上世纪 80年代初期被释放后离开了西藏，据说是作为达赖喇嘛的代表去了日本。而她的母亲在1959年时就到了国外，大概是在欧洲某个国家。因此次旺一个人在拉萨长大，那时她是在一个国营的百货公司做售货员。在她父亲出狱后，中共政府也把原来没收的她家的财产大部还了给她。这些财产主要是位于八廓街的房产和许多的珠宝细软，这样一来她的经济条件就好了很多，可以不用完全靠工资生活。
次旺比天戈大几岁，他们怎么认识的我并不清楚，只知道那时有一个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后进藏的汉族学生也在追求她，当然在天戈和那人之间次旺还是选择了天戈。与其他的藏族女孩相比，次旺显得文静而内向，喜欢穿着传统的藏式服装。不知是她贵族家世的文化背景还是她坎坷多变的经历所致，也或许是由于我从来没有与贵族出生的藏族有过来往的缘故，我总觉得她很像中国江南的女子而缺少那种旷野之中的野性。
天戈对次旺总是充满着那种含情脉脉的呵护和无微不至的关爱。 次旺的心脏不好，在一个寒风凄雨的深夜她突发心脏病，是天戈独自一人（那时的拉萨没有任何120急救之类的公共卫生设施，私人家里也没有电话）把她送到医院从而使她脱离了危险。这事令我感动，我想象在夜雨蒙蒙寂静无人的街道昏暗路灯下天戈吃力背负次旺前行的身影，而当年他们俩人的父辈曾经站在各自的营垒中作着殊死的搏斗，在20多年后敌对双方的后代们却相互搀扶着去共同走过生命的艰难。与此相比，我们曾经有过的和现在还在坚守的那些偏见就显得是那样地可笑和微不足道。
次旺独自一人住在八廓街东南角依街面的一幢三层的藏式楼房里，我曾随天戈去过一次。次旺做好了丰盛的饭菜并向我们抱歉地解释说她不太会做汉族的菜肴，然后她让我们吃饭自己却躲到另一间屋里，我叫她来一起进餐，她说按她们的传统风俗女性不能和客人一起用餐，我和天戈无奈便只有自斟自饮了。晚上我们一边喝着酥油茶一边聊天， 天戈提议次旺把她的珠宝拿出来让我们看看，次旺欣然应诺，把一个布包袱放在桌上打开，我俩顿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灯光下那些猫眼、祖母绿、钻石还有大串的珍珠项练，纯金制成的手指粗的手镯、项练和耳环等各种手饰都零乱地展现在眼前，这些我们只是听说或在书本上读到的珠宝我和天戈都是第一次见到，或者说是第一次见到它们这么集中、这么多地放在一起。我看着它们在想：这就是我的无数同类梦寐以求，不惜相互杀戮进而争相占有并视为终极价值和幸福的东西？而对着这些发着熠熠光芒的东西我却为什么总有那么一种不安的和不真实的感觉？这时次旺提出要天戈从中挑选一样东西作为送他的礼物，而天戈则认为他对次旺的感情与财富无关，坚决不愿接受这样贵重的东西，相持一阵他只有挑了一颗米粒大的最低廉的水钻作为纪念，此事也可看出天戈天真而可爱的一面。
夜里就在次旺家里留宿。在临街的客房里我长久不能入睡，看街灯的光从窗格中射进幻变成网状，狗们不停游荡，时而传来几声吠叫，万籁静谧中似乎有远古的人们的身影在外面悄悄走过。数千年的历史虽然从未中断，但经过后人太多的修饰而真假难辩，我想在这八廓街的夜里就是否深藏有太多的秘密。不过天戈和次旺的交往还是具有某些风险，在那个年代，次旺的贵族出身和她的家庭历史背景总是倍受官方的关注。一次一位日本的女藏学家据说是受次旺父亲的介绍来到拉萨并住在次旺家中，此事引起了官方安全部门的注意。有人为此劝天戈三思此事，但天戈仍义无反顾，我行我素，幸好此事并未给他带来不良的后果。
几个月之后次旺决定离开西藏以探亲的身份到尼泊尔去，她提出要天戈随她一同走。这就需要天戈与她结婚并愿意到国外生活，其实天戈对这样的选择并无异议，因为他也在思考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只是这事遭到了天戈父母的强烈反对。出于历史身份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他们感到自己的儿子与自己昔日的敌人的女儿结婚并离开这个由胜利者为他设定的生活轨迹是一种挫败，于是他们想尽办法进行阻止。天戈的母亲甚至找到我要求我劝说天戈放弃这样的选择。我向天戈提出的问题是：我并不反对并赞同他与次旺的感情和婚姻，但这感情和婚姻如果是因为我们无法把握的历史原因陷进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旋涡，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和人权状况下会给个人和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最终天戈赞同了我的观点放弃了这个选择。
次旺最终一个人离开了西藏，在她临走之前她要把自己的一台彩色电视机（那个年代的中国彩色电视机是一种昂贵而奢侈的东西）和一些家具送给天戈，但天戈仍然拒绝了，最后只挑选了一只很旧的沙发放在他那简陋的斗室留作记念。即使在他们最后分别的时候，天戈仍以毫无功利的赤诚之心保留了那份感情的美好和完整。
次旺走后不久天戈认识了次央。次央的全名应是次仁央金或央拉（我还是不知对不对？），她应该是天戈的第二位藏族女朋友。次央是一个高大健美的藏族女孩，与次旺不同的是她总是喜欢身着一身发白的牛仔服，显得青春勃发并透着十足的野性。次央是藏族普通人家的女儿，在八廓街开了一家小商店做着不大的生意。这样的经历使她历练出一种能干、开朗豪爽的秉性，她很喜欢与人交往而不抱有任何偏见。因此她与天戈经常快乐地在酒吧、茶馆流连。记得有一年的元旦除夕夜，我已上床入睡，半夜里天戈和次央风风火火地跑来，把我从温暖的被子里拖了起来，说是要出去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于是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在夜深人静的拉萨街道上游逛喝酒，着实狂欢了一阵。
在我认识的天戈的女朋友中，我特别地喜欢次央，因为我认为她与天戈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藏族女性的那种善良而宽容的天性在她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和天戈的感情发展得很快，我也为他们高兴。但就在那年的夏初，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戈和次央突然失踪，几天后传来消息：他俩相约一起越过了边境去了尼泊尔。我闻知此事后并不感到吃惊，因为就我对天戈的了解，我知道他早晚是要迈出这一步的。也许是他汲取了上次和次旺未能成行的教训，这次就严守秘密连我都没有告诉。
天戈的出走自然在法院内部掀起轩然大波，一个中共的官员偷越国境逃亡国外在那时是被视为重大的政治事故的。于是马上对天戈的住所破门进行搜查，发现配发给天戈的手枪、制服和各种文件都完好无缺地摆放着，并未带走或丢失。官员们至此松了一口气，判断天戈的出走并未带有政治意图，加之天戈在法院只是个书记员，地位低微，所以不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自此之后我与天戈就再也未曾见面，也无他的任何消息，直到15年后他到昆明找到我，才使得我能把天戈的传奇故事接续下来。那个有些闷热的夏夜我和天戈坐在昆明翠湖边上一个名叫“茴香酒馆”的酒吧里，在轻轻摇荡的蓝调音乐中天戈对我讲述了那些我后来完全不知的故事。
天戈与次央的出走是从拉萨先到的樟木口岸。在樟木呆了两天之后，于夜里天戈他们几人在一个向导的带领下从山路穿过边境进入尼泊尔。就在他们越过边境的当天夜里，拉萨检察院追捕他的车子也赶到了樟木。越过边境的天戈他们在向导的带领下在尼泊尔境内荒无人烟的山岭中徒步跋涉了整整7天，在绕过无数的检查哨卡后终于到达了加德满都，而这时天戈的双脚都由于长途行走而溃烂了。之后天戈和次央在尼泊尔结了婚并有了孩子，他们一家在尼泊尔呆了3年。由于刚开始语言不通和身份问题，这其间只能靠打零工维持生活，因此极其艰苦，而尼泊尔官方和中国驻尼机构都对天戈的身份抱怀疑和关注的态度。毕竟一个中共高级官员的儿子和一个藏族女孩以这样的方式在异国艰难度日肯定是不合情理的。三年后天戈一家到了欧洲，在辗转数国后最终在荷兰立住脚并获得了合法的身份。又经过几年艰辛的奋斗，今天的天戈在阿姆斯特丹拥有了两家颇具规模的饭店，一家名“西藏饭店”，另一家叫“四川饭店”。他对我说他这么多年打工洗了有上千万的盘子和碗，然后一步步升为大厨，最终才有了自己的生意。现在他和次央及两个孩子生活得很好。他说在尼泊尔的时候他见到了次旺，她的生活也并不很如意，这使得他感叹不已。
天戈今天终于可以以海外华人的身份合法地回到他出生并长大的故土。他告诉我因他的出走他的父母受到影响，只得退休回到成都。他这次回来是处理他在四川投资的事。他到昆明后只知道我在这里，但不知怎么能找到我，后经多方打听，最后才在律师协会打听到我的电话。
天戈和次央都是这个时代中的普通人。他们出走异国他乡并没有任何民族主义和政治的原因。他们只是不愿按别人的意志纳入到一个既定的链锁中去。与那些在令人窒息的岁月里屈从于具有霸权地位的话语而作茧自缚的人们相比，他们是不普通的了。
那天夜里我们谈了很久。谈到过去的那些朋友们，谈到在西藏死去的朋友董霖，为没有机会去他的墓地看望他而遗憾。我们相互嘘唏感叹，为天各一方分别许久还能相见感到庆幸。最后天戈建议我写一本关于西藏的书，写那里的朋友和我们在那块土地上所体验和思考的一切。我点头答应了，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书。
分别的时候天戈给我留下他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电话，要我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他。我久久地注视着他在夜色中渐行渐远的身影，也许天戈的生命就是一个旅途，一个没有回归承诺和无法停止的旅途。在这旅途中他得到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勇气踏上这旅途，就像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在“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后所说：“未来不属于脆弱的心灵，未来属于勇气。”（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