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灰色寓言（2）
一个人以这种粗陋的乌托邦幻觉，改变了一个族群的历史走向。毛和中共在1951年～1959年构建的对西藏关系，并非现代意义的民族正常关系，而是混杂着中国传统宗藩关系和充满乌托邦幻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混合物。这种逻辑的杂乱，使得这段时期，双方一直弄不清楚对方的利益追求是什么？今天看来，至少中共没搞清楚。
另外一个原因，在中国实施剥夺有产者实现公有化的共产主义进程，似乎快速且顺利，受到民众广泛拥护因此很少抵抗。中共因此认为这种万众欢呼的局面，在西藏也可轻易复制，他们从无宗教信仰，所以根本不知道信守宗教价值观的西藏民众，会对他们在中国获得的成就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
因此西藏在这段时期，并不像中国其他地方那样作为一级行政建制的行省独立存在，而是成为中央政府名义上直接控制的区域。中共派驻西藏的代表张经武成了新的驻藏大臣，他控制着驻扎西藏的军队和外交，而噶厦政府的藏军也被中共收编或遣散，从而进一步被削弱。但西藏的社会阶层结构和经济结构，日常社会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达赖喇嘛仍然是西藏政教方面的领袖，噶厦政府也还继续存在，只是它管辖的范围仅限普通的民政和宗教事务。
那时，中共的中央政府派驻西藏的各种行政机构，都是中央各机构的分支机关，如我所工作的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当时是中国最高人民法院西藏分院。这些中共的派驻机构更多的是一种象征，他们并不能控制西藏大多数社会民政事务。就如同中国最高法院西藏分院无法控制西藏的司法那样，这些事务都仍然由噶厦政府负责管理，或按民间社会的传统继续运行。
在今后几年里，中共主要致力于在西藏完成其军事存在所必需的各种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这期间，全长2413公里的川藏公路，全长2122公里的青藏公路于1954年底同时通车到达拉萨，1956年，位于拉萨西北一百多公里的当雄机场建成，中共空军飞机首航成功，从此建立了中国通往西藏的空中航线。电力、通讯系统也都建立并不断完善。1952年，中共派出的首批科学考察人员到达西藏，1953年1月中共在西藏建立第一个农业研究机构——拉萨农业实验场。这个机构使得西藏粮食产量，在今后几年里有了较大增加。所有这些都大大减轻了中共在进入西藏之初所面临的后勤供给压力。
对国防军事的控制之外，中共还控制着西藏的外交事务。当然这一过程也是采取了某种缓和的称之为“统一战线”的方式。1952年，中共成立了中央政府驻西藏外事帮办办公室，同时要求噶厦政府撤消它原有的外交局。中共任命原噶厦政府外交局副局长柳霞为其新建的外事帮办办公室副帮办，并让部分原噶厦政府外交局人员参加其中的工作。不管这些原来的噶厦政府人员是否起过作用，中共至少认为它的行为能够代表西藏人民。
在控制了西藏外交事务之后，中共首先做出的重大行动，是取消了印度根据英国1904年与西藏噶厦政府签订的《拉萨条约》，和1906年与中国清王朝签订的《北京条约》所拥有的在西藏特权。中共与印度于1954年4月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协议规定：印度政府撤走其驻扎在江孜、亚东两地的武装，由中国折价收回印度在藏经营的邮电、设备以及亚东至江孜间的十二个驿站，由中国收回印度在亚东下司马的租借地。这些内容印度政府于1955年全部履行完毕。
当时中共的这些外交举动，赢得了噶厦政府许多官员甚至达赖喇嘛的赞同和支持，毕竟这事在某种意义上也维护了西藏僧侣和寺院集团的利益。不过这令人想起历史上这些喇嘛们利用一个入侵者去击败另一个入侵者的故事。
后来，虽然有一些噶厦政府的官员（如夏格巴）对中共这些外交举动表示不满并加以攻击，这也可以理解，因为中共对西藏外交事务的控制，显然切断了噶厦政府所有对外联系，这使得他们要想在独立问题上寻求外部支持变得困难和几乎不可能。然而基于噶厦官员们值得怀疑的外交能力，和噶厦政府外交局成立近十年来的所作所为看，即使中共不控制西藏外交事务，仅仅依靠他们能否获得外部世界支持也难以预料。
在1956年之前，中共对于西藏原有的社会生活干预很少。尽管1952年在拉萨发生了由噶厦官员和上层喇嘛组成的“人民会议”要求中共军队撤出的请愿事件，这次事件结果是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将策划此事件的噶厦政府噶伦鲁康娃和洛桑扎西免职。
尽管这起事件令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对中共极为不满，但毕竟他们还能忍受。因为这时中共还没有破坏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官员和喇嘛们还可以保留他们优越的社会地位，在民众的供养下继续习以为常的岁月静好。甚至在1954年中共还邀请了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册封达赖喇嘛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在北京两人还会见了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这使得年少的达赖似乎对毛泽东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和仰慕。会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被送到中国各地参观中共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此举或许算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某种体验。在这期间中共答应达赖喇嘛，不再成立西藏军政委员会（中共的军事管制机构），而是直接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
不过，中共的流氓本性，令人难以期望它总是彬彬有礼和宽容大度，尽管中共在西藏问题上，已经取得了史上历代王朝都没有过的成就。但他们的意识形态中，那些不劳而获的僧侣和贵族，仍然是需要消灭的“农奴主剥削阶级”，因为占有西藏绝大多数土地和社会财富的这些人，显然是中共实现将西藏纳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障碍。1956年中共已经结束了与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这使得他们有能力在西藏实施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当完成了对西藏进行控制所需的后勤物质保障系统建设，他们便开始了改变西藏旧有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行动。（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