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的人，有一件事，我们是应该自豪的，就是我们对于资讯方面的体验。西方国家普遍认为：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说法，但我保障你的说话权利。
现实的现实是，没有人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就是这个社会会被什么东西窒息，这种资讯的流通，应该象我们的呼吸。但在中国，从来没有。时至今日，中国的资讯依然是被控制的。于此，李文亮医生的网址就变成了中国人的哭墙。
中国人长期滞留在信息渠道窒息之中，再加上大多数人是在温饱层面挣扎，他们无暇顾及这种层面的人生需求。文革中，只有林副主席的儿子知道披头士的轰动世界的表演，而所有的有关国民生计的决策是建立在一小撮人的所谓的党性的基础上。尤其在所有政策的意识形态上的运作，对老百姓来说，是走在中国的洗脑模式的边缘的。党性是大于人性的，人治是大于法治的，道德是就给选定的人来选择的。比如干部下放运动，许多普通人，面对什么什么号文件的隐性宣传中，人人自危，有一点错处，就有可能被党发配到千里之外的“西伯利亚”。
现在我们不是移民而是走难到另一个地方，虽然我们是在边缘生活，我们可能是在决策之外，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在环绕我们的世界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也有可能知道为什么发生。
我们和西人是有区别的，你去看在公园里孩子玩，他们非常快乐，但是差不多还是各人玩个人的，西人的孩子比较漂亮，亚裔和西裔比较，在外貌上有不同，在行为上，有可能较为慢一些，其原因有可能是我们的社会文化属性特征。
我们在群体行为上有亚裔的特征，什么是亚裔的特征？亚裔被看作是移民中的典范，很勤奋，不惹事端，但同时也常常被看作是悄无声息的、被动的群体。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未发展的国家属性。
印度也是亚裔一个典型的群体。他们也是着重在家庭层面上的，社会属性的运作上，运作形式也有象一个蜂巢一样的特性。一个村子里有一个村子的姓氏，然后，所有市镇由此而起。这种以家庭的基础为起点的社会行为，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单位，不是以社区为起点，不是以选区为中心，也不是以教区为起点的。所以这也许会是一个问题。这种以家庭为中心的发展，因为从众模式，单一而没有区别，很容易成为1984小说里那样的不可改变的家庭结节。
现在的互联网，把每一个个体私人群体变成 了一个个的单位，对于传媒来说，是好的事情，因为信息是分散的，不是大一统的。究竟用什么样的信息运作来对付现代的疫情，国家如何处理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这个互联网的三论的相互关系，也是一个课题。
不管怎样，中国现在是面临一个空前的最大限度的冼脑控制。新冠窒息和互联网的窒息是交替进行的。
对于印度来说，这种状态是要看他们以什么基点去控制。
这是神在行筛选的过程。我们要坚守信望爱，让“1984”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