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监税使唯一的正面作用就是让皇帝搞钱的政令真正落到实处了。矿监税使们大都是自小被阉割的苦出身的穷孩子，大字不识几个。没有什么见识，更不会以史为鉴。当然了人类一直也不曾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没文化、没见过什么世面、苦出身这几个共同点，决定了矿监税使们对底层百姓的压榨也是史无前例的。底层之间的内卷或者说竞争，从来都是无比残酷的。一朝权在手，洗净两脚泥的矿监税使们开始了表演。
而完成KPI最好的矿监税使是陈增和陈奉。陈增在万历二十四年被任命为矿监，业务范围在山东。他一到任，就敏锐地发现山东没啥矿。怎么能完成供奉的KPI，还能中饱私囊呢？他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山东商业气氛浓厚；店铺很多。于是他上奏万历，请求将矿税改成店税。万历只认钱，当然同意了。陈增很贪婪，不愿和地方官员胥吏同流合污。甫一到任，就参劾了两名知县。一知县被削职为民、益都县知县吴宗尧被关进了诏狱。性命几乎不保。山东巡抚尹应元对这种破坏官场规矩的恶劣行为，十分愤怒。调查核实了陈增的二十条大罪，上疏弹劾。万历怎舍得把为自己招财进宝的得力宦官拿下呢？于是尹应元被处罚了，陈增继续自己一个小店也不放过的收税操作。很快，陈增发现这么干，搞钱太慢。税源太多、太分散；也难于管理。
陈增其实很聪明，他也怕皇上翻脸；于是他开始悉心结交朝中的内援。不惜重金，把自己的保护伞打造的风雨不惧。征收矿税起源都是，由原奏官民上奏皇帝，皇帝批准。然后派出矿监及其委官参随。这多少有些互相监督的效果。陈增的委官中就有“武英殿中书”衔的程守训。参随中有所谓“虎党”、“京棍”等流氓恶棍。不怕流氓横，就怕流氓有文化。程守训徽州歙县人 ，早期在京经商。后随陈增到山东征收矿税。陈增很依仗程守训出谋划策。程守训有点文化，不屑与流氓恶霸并列参随。于是“自纳银助大工”，再加上陈增的帮忙，于是被“特授中书舍人，直武英殿”。这样就比其他参随地位高了。但科举正途出身的地方官员们还是鄙视他。益都县知县吴宗尧是他的歙县老乡。但就是因为轻视程守训，最后被罢官，缇骑拿索进京，关在监牢十多年。所以不能轻视，更不能鄙视自视甚高的底层流氓恶棍。
程守训建议和策划了扩展业务范围的行动。一直把手伸到浙江一带。程守训的办法是：让陈增诈称奉秘旨，查找由大内流落到民间的金银珠宝。然后便肆意入户敲诈勒索。 还雇用地痞流氓告密，专门针对有名的巨商富户，诬告他们家中有禁品；然后搜查抢夺财物。“毒刑数百余家、小则破家、大则绝命。”“或强行夺人妻女，逼人跳水。”“几激成乱。”直隶巡抚、巡按、户科给事中、各道御史；甚至户部尚书、内阁大学士都上述弹劾程守训。但皇帝满意陈增的业绩。并不理会其手下人的恶行。程守训渐渐地骄傲自大起来，甚至要甩掉陈增，建立直接向皇帝供奉的通道。凤阳巡抚李三才，利用陈增和程守训的嫌隙，和完整的证据链条上奏告发程守训。陈增于是决定弃车保帅，不但把程守训械送到京。还把程守训收刮的珍宝、脏银四十多万两都献给了皇帝。守财奴万历，一看程守训这样的奴才竟然敢假公济私到如此猖狂的地步，勃然大怒。于是程守训被问成死罪。陈增则不但无罪，发而有功。继续留在山东为非作歹。
比较是祸事之源。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裕起来的商人们不再是被人看不起的社会末流。而成了被其他阶层羡慕嫉妒恨的社会上层。和商人们比较的结果，就是希望暴富的人巨增。恰遇爱钱如命的皇帝，于是一个独立于既有官僚机构之外的，依靠皇权敛财的既得利益阶层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