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再续，书接上回。话说慈禧能领导同治中兴，头脑是清醒的。国势颓唐，弊病丛生，祖宗传下来的许多成法不能适应剧变的局面，在下相信她对政治的理解，比那个志大才疏的光绪皇帝不知高多少。因此戊戌年变法之初，她并不加以制止，只是后来她天天听到满蒙亲贵的哭诉，说皇帝偏袒汉人，一脚踢开了他们，恳求她出面保护，她心里对皇帝的作为有了反感而暗中做了布置。
一是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包括袁世凯新建陆军在内的北洋三军。二是命亲信刑部尚书崇礼兼署步军统领，执掌京师警卫大权。三是任命亲信刚毅管理健锐营，命怀塔布管理八旗官兵、包衣三旗官兵及鸟枪营事务，并更换了一些要害部门的都统。这几项措施的结果是剥夺了光绪皇帝的军权。之后，慈禧太后又规定，凡补授的文武一品和满汉侍郎，新任命的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督等官员必须向她谢恩和陛见。这个规定实际上是夺去了光绪皇帝对大臣的任免权。
后来更听说光绪与康有为，李提摩太等密谋出卖祖宗江山，与英美日共治，遂连夜赶回紫禁城，将自己一手培育大的皇帝关进了瀛台，把谭嗣同等六人斩杀于菜市口刑场，将大清王朝的权力再次收回到自己的手中。
为了断绝英美日各国共管大清的梦想，慈禧打算废除光绪帝，于是立端王载漪之子溥隽为大阿哥，以便取而代之。但各国公使都不入宫祝贺，当时大清能打的军队均在汉人督抚手中，汉人督抚已经与洋务运动紧密相连，他们一定不支持与洋人翻脸。
据李提摩太的自传《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维新变法前已经与张之洞交流过大清与外国共管的方案，他当时给张之洞的方案是：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而张之洞的答复是他不主张将中国变成某个国家的暂时的保护国，但赞成在不超过10年的某个时期内，以某个国家结成互惠互利的盟友关系，为此可以给予某些商业上的优惠条件，如增开通商口岸，修筑铁路、开采矿山和引进工业的收益权等，但必须采取措施避免其它国家的忌妒。
可见晚清的洋务大臣都已经通过李提摩太与洋人结成同盟，而这些督抚通过李提摩太背后的共济会能够得到贷款，军火，科技的援助甚至外国政府的实质支持。共济会比正式的外交渠道更有效。
因此慈禧只有义和团这张牌可以打了。相信慈禧只是想利用义和团闹事作为筹码与洋人谈判，但对这股民间力量失控，以至于八国联军入京城，而自己仓惶西逃。可以说，这是慈禧为了祖宗江山的冒险之举，不过不冒险，最后还是会失去江山。但她所依靠的满洲贵族都是无能之辈，而有能力的汉人官僚都袖手旁观，最后还来个东南互保，置身事外。从此慈禧明白，大清江山在她身后不保了。
很多人看见慈禧竟然利用义和团这个愚民团体去对抗洋人，十分愚蠢，不知道慈禧为了满清江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已。
爱新觉罗氏本是一个强悍的家族。努尔哈赤的英武造就建州部落的强盛国力，奠定了日后入主中原的基础。他的儿子皇太极也是英雄盖世。传到福临，虽年轻早逝，但那个少年天子也有许多超乎常人之处。到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的文治武功是大清朝的全盛期。也可能正是应了日中则昃、月满则亏的古话，传到嘉庆就显得平庸了，国家的弊病也日渐露出，只是那时内则有乾隆朝留下来的厚实家当，外则洋人也还没惹是生非，二十五年的天下，虽有几年白莲教的闹事，也总算是平平安安地过去了。到了道光，他的仁弱，从选嗣一事上足可体现。
道光选咸丰的原因是皇家春季打猎，不肯杀生，以为是仁君。只可惜道光只有仁爱而无威严。后来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在洋人炮灰威吓下，虎头蛇尾。咸丰开始还有点励精图治的样子，但经过太平军与洋人一打，就颓废了，终日沉迷酒色，三十岁就驾崩了。
而慈禧在攻下太平天国首府金陵后，勒令曾国荃回籍养病，逼曾国藩裁撤湘军，可见其心计和手腕。同治死后，她不立溥字辈的人继位，却要立胞妹之子，年仅四岁的光绪登基。因为若立溥字辈，她则成了太皇太后，不能再干涉朝政了；若立年长的，她也难以随意挟制。
可见爱新觉罗氏从入关之后，由强悍到平庸到懦弱，已是一代不如一代。反过来，从杀肃顺压恭王吓醇王来看，那个那拉氏才真正是强者。甚至她治下的汉人督抚包括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谁看到她不胆战心惊？挪用北洋水师的军费修颐和园，目的也是压制李鸿章的势力，如果按照预算，试问大清谁能牵制李鸿章？甲午战争之败，谁敢保证这不是慈禧想要的结果？当时已经有评论曰，是李鸿章一人敌日本一国，焉能不败？
尽管经历了义和团八国联军之乱，但她还是最终能与洋人达成协议，承诺推行百日维新政策从而得以回京，勉强维持大清江山。她还通过赏给李提摩太加头品顶戴，赐二等双龙宝星，开诰封三代，特命参议山西教案。暗示洋人支持百日维新有功，不过对康梁就继续通缉。
不管如何，在她死前，大清的所谓变法都只是准备阶段，她一直维持大清江山纯正满人血统到死。
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可以假设假如“百日维新”成功，由清英美日共管，是否韭菜们的日子会好一点？本公号的读者诸君都知道在下认为两次大战都是背后犹太左翼政府操控，假如大清的联合政府能够成功，几乎可以肯定，开始几年有大量外资与企业涌入，同时大量矿资源也是权贵与外资共享，全球媒体都吹嘘大清是明日之星。加上当时上海已经有股票市场，那么股票与上海北京广州等大城市的房地产一定一飞冲天。当然贫富悬殊一定加剧，那么两次大战就是成为操控两次泡沫爆破的工具，外资与权贵定会早着先机，然后留下一地鸡毛。而旁边有苏俄虎视眈眈，泡沫爆破必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保证他们取得最后胜利。
所以韭菜还是韭菜，如果掌握政权的都是流氓，什么制度，什么形式区别不大。当年革命党为了防范袁世凯，也设计不少制度，结果袁世凯把这个制度当玩具一样。美国的制度也很完善，这次大选作弊，国会还不是一样认证拜登当选？所以拜登的当选，在程序上一点毛病都没有。假奶粉还是假奶粉，多少程序认证，还是假奶粉。
不久之后是辛亥革命，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然而中国已经丧失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无论革命党，保皇党均如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从一开始就互不信任。为了留在北京做总统，纵容曹锟部下大闹北京城。袁世凯从来没有为江山社稷的长远有任何打算，有的只是他一家一姓的计算。所以还是流氓当政。
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内部分裂，党人争权夺利，他们虽然做官时间不长，但劣迹昭彰，捞的好处往往达数百万两之多，可谓盆溢钵满。袁世凯明白民国以来的这些议员们，自以为是有学问有谋略、关心国家立身清高的正人君子，其实大多数人是用重金便可收买，用枪杆子便可以吓倒的伪君子、胆小鬼。袁世凯当大总统的这几年，政治上的混乱，各省将军、巡按使的跋扈坐大，一点也不亚于满人当权的年代。革命前所盼望的民主宪政制度的建立、国家的安定富强，不是越来越近，而是变得越来越遥远模糊了。
袁世凯的内阁也如走马灯般轮换。不久袁世凯还取缔了国民党，而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大部分议员利欲熏心竟然拍手叫好。但国会是两党组成的，不能一党唱独角戏，没有了国民党，进步党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果然，国民党籍议员被取消后，国会开会不成，很快就解散了。进步党失去国会这个政治舞台，也就名存实亡了。
不久，袁世凯在他儿子袁可定鼓动下认为复辟帝制时机已到。听到风声后，袁世凯少数不多的真正朋友严范孙特地赶到北京当面劝谏。严范孙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后来戊戌变法失败后，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1919年又创办了南开大学，被称为“南开校父”。
他对袁世凯分析道：“称帝第一个好时机是辛亥年复出时。当时革命军在东南数省组织政权，已夺去了满人的半壁江山，那时排满复汉是全国人民的呼声。你蒙冤遭贬，隐退洹上，人心大多同情，复出之时，举世瞩目。当时你拥有强大的北洋军，又乘破汉口克汉阳之军威，举手之间武昌可下。夺回武昌后再挥师北上，驱逐胡虏，光复汉家山河，开基立业，建一代新朝，那是一件顺天心合民意的大好事。全国拥戴，绝无异辞，即使有人不满，也不过蝗臂当车，不堪一击。”
然后他接着分析道：“当时没有这样做，此为失机一。癸丑年，正是大乱初平人心思定的时候，黄兴、李烈钧等人却为了一党私利挑起战争。你居政府合法首脑的地位，坚决果断一举削平了宁赣之变，底定长江，慑服四方，那时你的民望达到了顶点。倘若趁热打铁，改国体，践帝位，也定然会得到万众拥戴。但可惜，此机又未抓住。”
“民国成立至今已历四载，你多次向世界和国人表示坚决推行共和，不使帝制复辟。此种思想已深入人心。”严范孙接着说，“近闻杨度等人办筹安会，鼓吹君宪，还玩什么投票表决国体的把戏。这哪里是在筹一国之治安，实在是无事生非乱国害民！杨度等人真是一批包藏祸心的蠢虫。慰庭兄，你应像当年对待革命党那样，对筹安会这班人严厉处置，绳之以法。”
严范孙继续说道：“我只听说自古以来建国立朝，皆举兵以得天下，未闻以文章而得天下的。有这个先例的，只一个新莽，然很快就消亡了。现在杨度等人打着筹安的幌子，挟芸台以蒙蔽你，外人不知道，还以为这都出自于你的主意。看在我们相交二十多年的分上，我特地从天津来规劝一句：共和必不能否定，帝制决不能复辟。这不只是为中国，首先是为了你，为芸台，为袁氏子孙的平安无事。慰庭兄，我告辞了。”
严范孙说的两个时机，都必须有英雄气概才敢做。袁世凯背后耍阴谋没有问题，真要他明刀明枪，敢作敢为真是难为他了。
王闿运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日记》等。
王闿运早年怀抱帝王之学，曾试图参与治世，大有作为，然而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绝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他曾经与他的弟子杨度分析道：” 当年曾文正拯乱世，扶倾危，天天处在争斗之中。那时他身边有一个绝顶聪明的幕僚，此人是江苏智者赵烈文。他看出了曾文正在十分的争斗中只有三四分是与长毛斗，倒有六七分是在与祖宗成法斗。”
“这个祖宗成法是军权财权归于朝廷，各省不能分润。曾文正办湘军，兵由将挑，将由帅定，粮由饷买，饷由自筹。这种做法完全与祖宗成法背道而驰。但事急势危，不得不如此，曾文正把朝廷的权夺到自己的手里。到了战争后期，湘军各路统帅个个仿效，遂形成了军中之军的局面，不但朝廷不能调遣，连曾文正人也指挥不动了。到长毛平定论功行赏时，全国十八个省有十三个省的督抚是湘军将领，而这些督抚都有自己的军队，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赵烈文看出了这个局面所带来的恶果，悲叹藩镇割据又会重演了。到了后来，李鸿章的淮军有过之而无不及。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地成了定制，也就酿成了中国政治的最大弊病。”
王闿运接着说：“袁慰庭办北洋军，用的也是曾文正、李少荃的老法子。二十年下来，他手下的主要将领，如冯国璋、段祺瑞等人也都形成了自己的气候。而且中国现在的军队并不全是北洋派系，张之洞在湖广，刘坤一在两江，岑春煊在两广都练了新军。后来，在辛亥之役、癸丑之役中，各省都督又都乘机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湘淮军以来，各省行政长官都有自己的军队，这已是见怪不怪、常规常例的事了。袁慰庭明为北洋派的鼻祖和统帅，其实他能调动的军队已经很有限了。在共和制度下，大家都名为主人，或可相安无事，一旦他要做君父逼人家做臣子的时候，这些人便服不下这口气了。袁慰庭做不成皇帝，其原因乃在萧墙之中。”
对于这一点，梁启超也是看得非常明白，当时他他回广东为父亲祝寿，回京时绕道去了南京，与冯国璋谈起这事。冯对袁想做皇帝的心思甚是不满，并表示，倘若袁做了皇帝，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交谊就算断绝了。从冯的态度中梁启超看出，袁一旦称帝，北洋旧系就会分裂。袁早已结怨革命党，之所以仍能站稳脚跟，就凭着北洋系。到那时，革命党就会以一个最好的借口来报昔日之仇，北洋旧人也不会支持，外遇强敌，内遭分裂，袁世凯还不彻底垮台？
因此梁启超拒绝了袁克定的拉拢，逃到天津后，梁启超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文章之一《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在《京报》上赫然登出，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四万万人中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赞成，他一人也断不能赞成的斩钉截铁的坚决态度。同时又发表一篇《上大总统书》，规劝袁世凯决不可行帝制做皇帝，否则背信弃义，必为友邦所讥，为国人所垢。但愿袁以一身为开中国将来新纪元之英雄，不愿袁以一身作中国旧奸雄之结局。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及《上大总统书》两文如同两颗重磅炮弹炸在中国政坛上，在全国各地引起惊天动地的轰鸣。
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蔡锷将军逃回云南，与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蔡锷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唐继尧为云南军政府都督，组成护国军三个军，分别从四川，湘西和广西三个方向出师讨袁。
果然袁世凯称帝后，北洋军分裂，所以蔡锷将军兵虽然不多，但四方响应，最后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其实冯国璋也曾经当面询问袁称帝的意向，反对之意甚浓，而袁也坚决否认。但袁世凯忘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已经错过称帝时机，还想勉强， 我们后人只有慨叹中国人劫数未尽。
1916年6月6日，临死前，袁世凯留下这样一封遗书：“恨只恨我，读书时少，历事时多。今万方有事，皆由我起。帝制之误，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群情惶惑，商业凋零，如此结果，咎由自取。误我事小，误国事大，摸我心口，痛兮愧兮！”
我们中国人读书的第一目的是明理。明白做人的道理，明辨是非。只可惜当世明理的读书人越来越少。正如王闿运分析道，中国变法失败可以说从曾国藩时候就已经注定，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