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心不变— 他小妻子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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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敏 青衣仙子 2021-12-02 16:26

© 徐敏|文

 

陆征祥

 

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物常常混淆,一个叫陆征祥,一个叫陆宗舆。陆宗舆是卖国贼,1919年的“五四运动”,陆宗舆和章宗祥、曹汝霖三人因卖国行为受到民众唾弃。陆宗舆的老家浙江海宁,更是群情激愤,商界、农会、教育界以家乡出此卖国贼为奇耻大辱,一致通过决议,开除了陆宗舆的乡籍,并通电天下。如此一来,陆宗舆便成了没有乡籍的野人,对于稍有脸皮者,这绝对是无法承受的屈辱。这还不算,家乡人还勒石三块,分立三处,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确保其遗臭万年。
而同样身为外交官的陆征祥,却因其耿耿铁骨,流芳后世。在他担任外长期间,国际形势险恶,国内政局动荡,政府各部专业化程度甚低,唯有外交部一枝独秀,培养了不少杰出的外交官,从而奠定了中国外交现代化的基础,给处于弱国外交的中国争取到了较多权利。盖棺论定,陆征祥居功最大。
晚年他隐居于比利时圣安德鲁隐修院,从外交领域转入布道传教。二战结束,为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他为圣安德鲁隐修院名誉院长。此时的陆征祥,即便已经皈依天主,仍时时牵挂自己的祖国。19491月,他已病重。修道院的南文主教去看望他,对他的一生评价说:“中国占去了你一半的心。”此时他已无力说话,只能伸出三根手指。南文瞬间明白了,说:“中国占去了你四分之三的心。”陆征祥疲倦地笑了。
150年前的1871年,陆征祥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上海县,父母亲都是虔诚的基督徒。8岁时,母亲病逝,开明务实的父亲不希望儿子走科举仕途之路,主动承担起了儿子的启蒙教育。13岁时陆征祥考入了培养外语人才的上海广方言馆,主修法文,在同学中他年纪最小,却成绩居前。21岁毕业,因成绩优异,被推荐到北京同文馆深造,后被总理衙门选中放洋,23岁即被任命为大清帝国驻俄使馆四等秘书兼翻译。
 
由于他外文出色,深得公使许景澄赏识。在许景纯的教诲下,陆征祥很快成为了熟悉外交礼仪,了解国际公法,精通条约的外交人才,几年后陆征祥升迁为二等参赞。
1899年,在俄国圣彼得堡的一次舞会上,陆征祥认识了培德小姐。两人一见面就互生情愫,暗生欢喜。培德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比利时的高级官员,培德出身名门,举止娴雅,气质高贵。但此时的培德已经44岁,而陆征祥仅仅28岁,两个年龄差距很大的男女,第一次见面便怦然心动,都看上了对方,只能说是天意。在接下来的交往中,两人情感日密,决意相伴终生。
对于这桩婚姻,亲朋好友都不看好,认为存在宗教、年龄、国籍三大鸿沟,将来免不了悲剧结局。然而两人后来27年的婚姻生活,却极其美满,彼此恩爱,毫无隔阂。尤其是陆征祥,对培德夫人更是敬爱有加,终其一生痴心不变。
1906年,35岁的陆征祥升任驻荷兰公使。此前中国驻荷公使总由驻俄、德公使兼任,陆征祥的履新使他成为中国驻荷兰使馆的第一任全权公使。1911年,陆征祥奉命赴俄出任特使,后转任驻俄公使,参加对1881年签订的《中俄陆路通商条约》的修订。
这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帝退位,清朝驻外使馆面临人员更换。驻俄使馆是第一个改组对象,但陆征祥却迟迟没有收到新政府的公使任命书。正在观望之际,国内却频频来电,催促他回国出任外交总长。
原来,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指派唐绍仪出任首届内阁总理。唐绍仪组阁时,首先想到的第一个人选就是陆征祥。陆征祥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不属于任何派系,口碑干净;二是他多年来担任驻外使团的工作,熟悉外交事务。由他来组建外交部,再合适不过。
面对邀请,陆征祥感到责任重大,一再推辞,后来连总统袁世凯也出面发电力邀,陆征祥见推辞不掉,这才应承下来。启程回国前,陆征祥向袁世凯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外交部次长应精通英语;二、我不向其他部门推荐人,其他部门也不得向我推荐人;三、外交部人事别人不能干涉。袁世凯对此点头应允,陆征祥这才动身回国,出任政府总理唐绍仪内阁的外交总长。陆征祥走马上任后,改外务部为外交部,并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机构模式,拟订了相应的组织法,制定了现代版的《外交部官则》。
新成立的外交部,地址在原来的总理衙门。这地方下水道淤塞,每逢下雨,门前积水很深,官员上下班要靠衙役背进背出。陆征祥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总务厅将门前的下水道疏通。第二件事,便是免去部里一切部员的职务,由他亲自考察后重新任命,不合格者一律淘汰,包括袁世凯的侄儿也在裁撤之列。部里原有一个姓余的厨师,曾深得慈禧之宠,就连李鸿章也要惧他几分。李鸿章有一次想用西宴招待外宾,余大厨不干,李鸿章只好作罢。
非但如此,余大厨还向当时的外务总理施压,让自己的儿子担任了部里的秘书。新部长上任后,余大厨以为陆征祥不会不买他的账,等他发现陆部长果然铁面无私,这才慌了神,赶忙私下带了几十只火腿送到陆征祥家,却被拒之门外。余大厨被革职一事令人拍手称快,就连西班牙等国的报纸也当新闻刊出。
当时政府下属各部官员都无按点到署的概念。陆征祥上任伊始,便对外交部部员说:“我陆某无能无德,实愧任外交总长一职,但某有一长,即能按点办公,故敢要求各位亦照此办。”陆征祥以身示范,扭转了当时普遍存在的散漫作风,使外交部率先呈现出一种崭新气象。
由唐绍仪负责的内阁,因与袁世凯政见不合,仅存在了三个月,唐绍仪便愤而辞职。由陆征祥短暂出任国务总理,不久也辞职,仍担任外长。此后,内阁数次更迭,政府像走马灯一样变换,陆征祥也数次入阁复又出阁,几度沉浮。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与英法为主的协约国,为争夺霸权,在欧洲战场激战尤酣,无暇东顾。善于窥测时机的日本,发现此时正是在东亚扩张势力和侵略中国的大好机会,于是站在英国一边,向德国宣战,并迅速出兵占据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为维护国家主权,中国政府两次照会日本,要求日军撤离。日本对此非但置之不理,反而提出了对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企图使其占领合法化,并进一步扩大其在华权益。
“二十一条”中的部分条款非常苛刻,如要求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中国警察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武器从向日本采购等等。如果签订的话,将导致中国成为日本的附庸国。面对日本的强势逼迫,袁世凯无法强硬拒绝,只能寄希望于谈判时据理力争。为此,袁世凯紧急召命外交经验丰富的陆征祥出山,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
陆征祥临危受命,采用拖延战术与日本人周旋,对条款中的每一条每一个字都全力争取。同时,他还把条约的内容有意泄露出去,让英美国家对日本施压,迫使日本放弃了最凶恶的第5号条款。
面对中国政府的软拖硬抗,日本恼羞成怒,发出最后通牒,限1915年59日下午6点前答复,并派军舰杨威渤海,增加山东、奉天兵力,关东戒严,下令召回日本侨民,摆出一副气势汹汹的大战姿态。袁世凯政府无力抗争,只好被迫同意,压制陆征祥出面签约。
191559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其实最后签订的是《中日民四条约》,只接受了一至四号的部分要求,与《二十一条》原案比较,中国损失已尽可能减小到了最低程度。
胡适称《二十一条》的谈判是弱国外交的胜利。日本内阁也因为此次交涉未达成既定目标,外相加藤高明被迫下野以示负责。
但无论怎样,条约的签订,都或多或少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所以当条约签订的消息公之于众后,国人极度愤慨,执行签字的陆征祥替袁世凯背锅,也被痛骂为卖国贼。对此,身负历史恶名的陆征祥极度自责,后来多次向国人忏悔。好在当时的舆论,矛头并未过多指向陆征祥,因为民众也理解,陆征祥被迫签署和约,是被袁世凯等人硬推出来的。
此后,深感自责的陆征祥力主中国对德宣战,他认为中国只有对德宣战,才有希望在欧战结束后收回国土国权,但袁世凯没有采纳他的意见。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总统,邀请陆征祥出任外长,陆征祥提出,如中国对德宣战,他便出任。黎元洪不肯宣战,陆征祥便宁肯闲居在家也不出任外长。直到段祺瑞任总理后,中国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陆征祥才再次出任外交总长。
 
一战期间,中国向欧洲战场派遣了十多万华工,替协约国从事危险的前线土工作业和军火运输,为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一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获胜。中国作为协约国一方获得了战胜国地位,被邀请参加巴黎和会。中国政府派出了以外交总长陆征祥为团长,驻美公使顾维钧、南方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驻法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震组为成员的代表团,前往巴黎赴会。
作为团长,陆征祥对此次和会充满了希望,中国作为战胜国一方,将会获得一定的利益,极有可能收回战败国的德国此前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巴黎和会最终成了一场分赃会议,所谓的和会只不过是西方列强的一场利益分割。
作为战胜国,中国非但没有获得应有的利益,就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权益,也没能收回,反而被列强转送给了日本。尽管中国代表团多次据理力争,仍不被理睬。这让陆征祥大失所望,自己报以期望的巴黎和会,竟然不过是一场骗局,如果默认这样的结局,他和代表团将永远背负卖国的罪名!
为改变这一局面,代表团尽了最大努力,但仍然毫无成效。而国内政府却在不断向代表团施加压力,要代表团签署和约。但代表团明白,一旦签署和约,就等同于拱手出卖自己的权益,中国在一战中所有的付出和牺牲,都将付之东流。
最终,陆征祥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顶住了北洋政府的压力,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陆征祥和顾维钧等一方面向与会国代表表达中国的正义呼声,另一方面也向北洋政府表示:宁辞职,不签字,不卖国。最终中国成了战胜国中唯一没有签字的国家。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愤,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应运而生。
19201月,陆征祥回到北京,受到了英雄凯旋般的待遇。美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丁家立报告华盛顿:陆征祥从上海到北京,沿途受到热烈欢迎,他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在巴黎和会采取的方针,赢得了人民支持。他拒绝回任外交总长,政府面临日本压力要谈判山东问题,但全国反对谈判。北京聚集了一两千名学生持旗欢迎陆氏,表达对他与日本抗争的支持。对陆氏的支持,为近代中国公仆之史无前例者,表明了中国人民对本国事物利益之觉醒。
长期的外交生涯,令陆征祥身心俱疲,尤其是签订“二十一条”的心魔,让他无法解脱。此时,64岁的妻子培德,身体已经出现状况,陆征祥觉得自己应该在工作之暇,多陪陪妻子。培德嫁给陆征祥时已经44岁,两人婚后一直没有子女。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七年,陆征祥承受过的种种误解和中伤,培德都毫无怨言地与丈夫分担。
最初,陆征祥担任驻外公使,培德协助他与各国外交官联络周旋。陆征祥返回国内,培德便恪守中国礼俗足不出户,不入社交圈子。袁世凯当大总统期间,曾任命培德为总统府礼官处女礼官长,负责招待各国使节夫人,培德这才出头露面。因为她熟悉国际礼节,兼通中、英、法、俄、比多国语言,所以工作相当称职,获得了各国使节夫人的赞颂。后来,因不满陆征祥受袁世凯胁迫签订《二十一条》,而被国人指责,所以毅然辞职。
巴黎和会后,陆征祥辞去外交总长职务,转而在国外担任公使,培德一直相随在丈夫身边。1926年,71岁的培德身患重病,弥留之际,她给陆征祥留下一封遗嘱,信中说:“子欣,我的病大概没有希望了。亲爱的,你平生一切都对得住我,只有一件事我认为最不光彩(指签订《二十一条》)。这件事不仅对不起我,也对不起你的国家,并且对不起上帝。我死之后,你最好赶快到比利时我从前读书的学院的教堂去服务,也许能得到上帝的赦免,还可望到天国去。永别了,子欣!你的培德。”
陆征祥读到遗嘱后,痛哭流涕,悲痛欲绝。
19264月,培德在瑞士去世,当时任中国驻瑞士公使的陆征祥,立即辞去公职为夫人守丧。第二年,陆征祥护送夫人灵柩回到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培德下葬后,陆征祥便从此结束了红尘生活。19277月,陆征祥进入本笃会的圣安德鲁修道院。三个月后,陆征祥经过更衣礼成为一名初级修道士。1929年又接受终身愿礼成为正式修道士,后升为神父。
陆征祥在比利时修道院期间,并未忘记自己的祖国。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陆征祥创办了《益世报海外通讯》,介绍中国军民浴血抗战的情况。并用笔名“木兰”写作,向欧洲各界民众揭露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呼吁欧洲人不要买日本生产的玩具,因为日本人会用外汇制造枪炮屠杀中国的孩子。
有些人不理解陆征祥的做法,说你都出家了,还管这么多干什么?陆征祥回应说:“中国不只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和文明。我尽一个中国人的微薄之力,为祖国而战。中国抗日,不光是为了中国,也为了全世界。中国要是亡了,欧洲还能独存吗?”
二战开始后,德国入侵比利时,把修道院变成了军营,包括陆征祥在内的所有修道士都被赶出了修道院。
此时,陆征祥已经70高龄,他不顾年迈,在比利时各地发表演说,揭露纳粹的罪行。德国盖世太保盯上了陆征祥,警告他不要再散布不利于德国的言论。陆征祥拒绝接受,仍继续谴责纳粹,盖世太保恼羞成怒,准备逮捕陆征祥,送他去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幸亏德国陆军上将法肯豪森(曾在中国国民政府担任军事总顾问)出面搭救,才让陆征祥躲过一劫。
1944年,盟军解放了比利时,陆征祥这才回到了修道院。
鉴于陆征祥在二战期间的表现,嘉奖他虔诚的宗教信仰和不畏纳粹强权的精神,罗马教皇亲自任命陆征祥为圣安德鲁修道院名誉院长。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两名中国记者采访了74岁的陆征祥。陆征祥公开向全体中国人道歉,他说:“我当年签订《二十一条》,虽是被迫,也是罪人,现在日本战败了,中国收回了主权,我极为高兴。”
又过了4年,78岁的陆征祥病势沉重。修道院主教特地去病榻前看望陆征祥,他知道陆征祥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由衷地说:“你的祖国占了你一半的心。”陆征祥摇了摇头,他已经不能说话,只能缓缓地伸出三个手指头。主教感慨地说:“我说少了,你的祖国在你心中占到了四分之三还要多。”
1949115日,正值国共内战厮杀之际,78岁的陆征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想到处于战乱中的祖国,他用力说出了两个字——“中国”!
 
参考资料:
1、剑指苍穹《陆征祥:弱国无外交,签署《21条》是民族英雄,还是卖国贼?》
2、《陆宗舆与陆征祥,一位卖国求荣,一位拒签巴黎和约,切要辨清》
3、百度百科《陆征祥》
4、历史客栈《他被骂成汉奸、卖国贼,但他做的这些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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