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的过年》
小时候很盼过年。过年有好吃的, 过年有新衣服穿, 过年还可以放炮仗。
现在的人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每天的菜都和年夜饭差不多。但上世纪70年代, 文革虽说消停了些, 但中国人都是一穷二白, 且供应又少, 买什么东西都需要票, 粮票、蛋票、肉票, 连扯一块布都需要布票。
供给不足, 钱也不够, 好像每家每户几乎全把工资化在吃饭上了。我家还好, 父母是双职工, 76年以后还有祖母来自日本的资助, 所以记忆中我没有饿过肚子。
只是平常居家的总是几只家常菜, 因为父母都需上班, 下班后我妈才能去菜市场, 然后回家挑菜、汏菜、烧菜, 忙得像打仗似的, 自然没时间去做那种工夫菜。
所以, 春节时的几顿饭就令人特别向往。
只是以前做年夜饭可不是如今天这么简单, 超市里逛一遭, 就什么都齐全了, 我们那时是要准备年货的。
年货只能在春节前夕买, 是不是有年货券的, 这我就忘了, 应该是单位里有发的。而所谓的年货就是干货, 香菇木耳金针菜都算, 大小核桃、带壳花生好像也是, 一大袋一大袋地买回来, 塞到床底下, 旁边是痰盂罐、汰脚盆, 住房紧梆梆, 家里的任何空间都需充分利用。
这样的时代, 习惯了物质充裕的现在的孩子们是难以想象的, 但我们那时就是这样过的春节。一年到头难以吃得到的, 所以尤現珍贵, 尤其美味, 現在想来还是回味无穷。
印象最深的是蛋饺。当年可没有卖肉糜的, 都是从菜市场里拎回一块肉, 然后在木砧板上砰砰地斩, 这种斩出肉糜比今天绞肉机里出来的要烂要碎, 却不失韧劲, 拌馅时自带一股热气。然后我妈妈就会用一只铁勺子在煤气上烘, 一勺蛋液一筷馅, 这是个细活儿, 很费时间, 但邻居隔壁家家都在做, 所以不管怎样也是要上桌的。
那个时候, 家里也没有火锅, 蛋饺是做汤用的,年夜饭的汤是细粉油豆腐蛋饺汤, 撒些葱花麻油胡椒粉。现在一想就要流口水, 再想就要流泪水, 我好像看见我妈妈站在那个三平米的小厨房里, 聚精会神地做着一个又一个蛋饺。
年夜饭里必定要有鱼, 是取年年有余之意。再经常有的是红烧大排, 这道菜好像今天快消失了, 餐厅里没有, 作客时也没有了, 想想也是, 谁能吃得下那么一块大排骨呢。
炒年糕要等到初一, 意味年年高。
初一早晨起来, 有点闲钱的人家都会放鞭炮, 用晾衣杆吊起一串小鞭炮, 大概是99发吧, 噼噼啪啪地放, 弄得满地都是红色的小碎纸, 喜气洋洋的。
然后就是拜年, 邻居家的都去说声“某某妈妈,新年好”、“某某爷叔, 新年好”, 大概都会得到一把带壳花生, 一个橘子什么的, 有时也会得到几粒糖。
“恭喜发财”是从来不说的, 那些年大家都是拿工资的, 到哪里去发财呢, 所以恭喜发财就是怪怪的, 都快成讽刺了。
我们家的习惯是, 初一一定要聚到阿太家的, 阿太是我的太外婆, 她住在我舅公公家。后来我十二岁时, 太外婆去世了, 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着, 只是我几个舅舅, 有的找了女朋友后, 就到女朋友家过年去了, 惹得舅婆有点埋怨。
还有就是过年时有新衣服穿。春节的上海很冷, 有能力的家庭都会扯块花布, 给小孩做件新棉袄, 有时也会把旧棉袄拆开, 衬底的棉花弹一弹, 再铺上缝好, 虽是旧棉袄, 却很保暖。
我妈妈那辈, 手都很巧, 做出来的棉袄绝不比裁缝差, 针脚都细得很。放在今天, 这种手工做的花棉袄一定会大卖, 有一种妥妥的复古风。
不过, 到了后来羽绒服开始盛行, 就渐渐代替了环保又舒适的花棉袄。记得有一年, 我过年没有羽绒服, 还闹了一下, 大概结果是父母补买了一件, 好像是紫红色的。
现在想来, 这种塑料的羽绒服多俗气啊, 但当年却是时髦的象征。三十年河東, 如今反而是花棉袄高级了。
皮鞋也是以后有的, 过年的时候小孩都会换新棉鞋, 手纳的鞋子, 没有硬硬冷冷的橡胶, 穿着很舒服。但鞋梆子也是用棉花填的, 穿着过了冬就会硬梆梆, 若沾着水, 便会结成一块一块的, 所以过年穿新棉鞋也算是必须。
棉鞋是高邦的, 很适宜用来踢毽子。高邦皮鞋弹性好, 毽子跳得高, 但也不宜掌握, 棉鞋踢毽子就比较稳了。
我小时候过年, 没有龙舞, 没有窗花, 商店也没有装饰的五花八门, 但那股年味却比今天浓郁得多了。
因为我们一年都在盼着过年, 年味不是在大街上, 不是在红包里, 是在心中, 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评判, 也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