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
第九章
老李
徐家祯
(三)
二十世纪 60 年代中期摄于上海中山公园
(左起:小弟、父亲、作者、母亲、弟弟和妹妹)
老李大概是“做一行、像一行”的那一类人，因为虽然他做花花公子时我 没亲眼见过，但既然他现在当佣人当得很像，我想那时他做花花公子一定也是 十分地道的。
老李不但当佣人像，而且他当的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派佣人，也即对主人 忠心耿耿、言听计从、彬彬有礼、随叫随到的那种佣人。
老李的主要任务是服侍我父亲。他称我父亲为“徐先生”，称我母亲为“徐 师母”，称我为“大弟弟”，称我最小的弟弟为“小弟”，其实他的年龄是比我们兄 弟足足大一辈的。那时我妹妹及大弟已分别在西安、北京工作及念书，老李还 没见过他们。
老李每天一到，总是我们正在饭厅吃早饭的时候。他向我们问过好，就 到隔壁书房去照料我父亲起床、穿衣、洗脸、吃早饭。然后打扫书房，整理床 铺。那时我父亲已可下地。遵照医嘱，他每天要运动手足，按摩手指。这些活 动都在老李帮助下进行。活动完之后，父亲累了，老李又要帮他上床或坐到沙 发上去休息。医生来了，也要老李倒茶、递烟、迎送、招待。吃完午饭，父亲睡午觉的时候，往往是老李最空闲的时候。他或是陪母亲闲聊，或是看书报。 每天，他都腋下挟一本法文课本来，空闲时就坐在沙发上背生词、念课文。他 告诉我们，外语学院某法文教授是他老友，免费在静安公园教他，大约一周一 次，时间总应在来我家工作之前，因为那时他每周七天都来，不会再有别的时 间去上课。我好奇地探问他，那么大的年纪了再念法文做什么。他说以后要去 外国。我除了佩服他的坚定信念和丰富幻想之外，只能暗暗嗤笑他的痴心梦想 了。那时的环境是绝无个人出国之可能的，我虽也想出国见识见识，但决没做 过“出国梦”。没想到十多年之后，我倒真的踏上了西方土地，而信心十足的老 李终究老死故土。命运真会捉弄人!至于老李一直说要去美国留学，怎么那时 却学起法文来了，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他学法文倒真的正儿八经、一丝不苟的。 有时还对我讲几句法文，我也请他念过几段课文，然而终觉得他口音过于柔软， 有苏州腔调。
后来父亲可以慢慢行走时，老李就搀扶他在楼下房里走走，有时也将藤 椅搬到园里廊下，让他坐着晒太阳。那时，吃三顿饭时父亲已可与我们一起坐 到饭厅来了，但事先总先要老李把铺了厚垫子的藤椅搬到饭桌边，再把父亲慢 慢搀出坐下。
我到现在记得最清楚的是老李在饭前侍候我父亲服药的动作。因为老李 眼睛很近视，每次倒药水，总要好几次把药瓶凑到眼前十多毫米处，才看得清 是否倒足了一格药水。倒好药水，又把药片、药丸之类放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玻 璃杯里。每拿一种药，都要把装药的纸袋、瓶子及倒出的药片、药丸凑到眼前， 看有没有弄错。动作慢条斯理、十分认真，好像在执行一项重大而严肃的任务。 放好药，倒好开水，老李弯下九十度的腰，把药水轻轻放在桌子上我父亲面前， 轻得连杯子接触桌子的声音都听不见。因为眼睛近视，放药到桌上时，老李的 眼睛又一次几乎碰到桌沿。不知怎么，我每次见到老李放药的姿势，都想到说 古代女子侍候丈夫要“举案齐眉”这句话，所以，事隔二十五年了，老李“举案齐 眉”的姿态至今历历在目。
我们家吃饭，一向主仆同桌，不像上海大多数人家，仆人只能吃主人的 残羹冷饭，或另桌在厨房用餐，进不得餐厅。于是等到父亲能自己动手吃饭不 用别人喂时，老李就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吃饭了。他吃东西嘴很刁，常常这个不 吃，那个也不尝。作为佣人，除非我们夹给他，即使同桌而食，当然好菜他也 不好意思大筷大筷夹来吃的;而吃剩的鱼头、鱼尾、鸡颈、肉皮之类，他又不 屑一顾，于是往往吃些青菜、萝卜，饭里淘些肉汤下饭而已。吃剩的菜肴我们想让老李一起帮忙吃光，省得浪费或回锅，他大多推给当时也在我们家帮佣而 专管洗衣、买菜、煮饭的女佣去完成。
不知是因为推拿、针灸的效果，还是西药、西医的功效，反正父亲的左 手、左脚渐渐灵活起来。虽与常人仍有很大距离，至少已不是僵同木制那样了。 于是，书房的床铺撤去，又恢复书房的原有功用，父亲每天由老李扶着去三楼 睡觉。虽然上上下下每天要爬几次楼梯，却也视为是种锻炼。
老李来后，日班特别看护的大部分工作都由老李做了，彭小姐就不再来 上班。晚上父亲睡眠有进步而且搬到楼上去与我母亲同室而卧之后，夜班特别 看护也不再雇佣了。神经科曾医生、内科周医生和推拿、针灸医生也不再每天 上门，而是需要时由老李去请来。家里生活渐渐恢复了正常。但是，老李在家 中的地位却更巩固了，他成了父亲生活中的左右手、我们家庭的一个新成员。
我记得，“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全家的最后一次外出游览就是由老李 建议组织的。
那是五月底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风和日丽，晴空万里。老李说公园 里花都开了，为什么父亲不去公园里散散步、见见阳光。我们都一致同意，怂 恿父亲同去，最后他也同意了。于是决定去城南的龙华公园看花。
龙华公园在徐家汇以南，离我家大约十多公里处。那时上海由人力蹬动 的三轮车还相当普遍，父亲、母亲、老李和我们兄弟二人似乎是分乘几辆三轮 车前去的。那天天气和花儿确实不错。那时上海公园里也不像现在那么人山人 海、嘈杂喧闹，但我们看见原来面色红润、丰满的父亲病后变得如此老迈虚弱、 病容满面，却就游兴全无了。父亲体力还很差，老李和我们两边扶持着仍走得 很慢，很吃力。在园内走走坐坐一个小时左右，我们怕父亲第一次出门太累， 就回家了。我那天带了照相机，由老李替我们全家照了几张相。
这次出游还算成功，我们打算等父亲体力再恢复一点就去别处走走。那 时甚至还有买一架轮椅让父亲坐着由老李推了常去附近散步的想法。谁知不到 三个月，“文革”的火焰就延及我家，一直要到整整十三年之后 —— 一九七九年 我家才有机会、兴致及可能全家一起外出，这是当时决计不会料到的。那次龙 华公园拍的照片因为软片还未照完留在相机里，而相机却不久就在抄家中被没 收了，所以就此少了一件珍贵的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