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长捐款为了什么？
2004年3月6日
何必
副市长接到千里外求助信后立即捐款3000元，并将“求助信”批示给江津市政府要求尽快解决廖家困难让廖锡安安心服刑，……（略。）
“大漠囚犯狱中发出求助信，两市长千里捐助重刑犯”成为这则新闻扣人心弦的标题，其中的内容也很让人感动，像是在读什么专门赚取读者感情跌宕的文学作品那样差点泪涕滂沱，为如今这年头真是好人多而庆幸，也为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题材可供渲染而百感交集；我甚至觉得如今作为一个犯人、特别是重刑犯也挺好的，或许比呆在社会上强。
想想还真是的，如果那廖锡全不是个监狱里服刑人员，会有如此待遇？想那重庆近亿人口，能享受到这种福气的恐怕不会很多。
不过，看看重庆江津市的情况，也许并没有那么让人热血沸腾。比较振奋人心的是，连续举办两届的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选活动，2003年底评选出了第三届中国经济百强县（市）、中国西部百强县（市），全国经济百强县西部占3个，分别是四川省双流县（48位）、新疆库尔勒市（60位）、重庆江津市（98位）。
看上去，排名接近老幺的江津市还是西部比较繁荣和具有竞争力的地方。再找来相关材料，媒体以颂扬笔法娓娓道来：江津素以善待民工闻名。今年1月16日，市长高红女士亲自到重庆机场，迎接当地在京打工包机回家的民工。据介绍，总人口146万人的江津市，就近转移或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有40余万人。江津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有38.2％是务工收入。
从中，可以解读出两方面信息：第一，江津现任女市长是个很平易近人、很热衷于公共场合或可能在公共场合显露身手的领导；第二，江津市虽然名列全国经济百强县（市）榜，但其146万总人口里的40万都在外打工，或者说总人口的27.4%都外出务工，每4个江津人里就有1个在外面；而这些打工者的收入，占到了江津农民人均收入近40%。
而江津市所属的重庆市，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成为直辖市后，并没有什么起色。最近发布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里，上海、北京、天津好歹都还在榜首，而重庆却远远地不见踪影。
记忆里，文革期间，毛泽东主席曾经给福建莆田一个孩子到农村下乡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中学老师李庆霖作过捐助，并在其来信上做了批示，大意是，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定当统筹解决。毛泽东此举，那时被当作是天大的事来宣传。但现在看来，一来毛泽东是有着数以万元计稿费收入者，而那是城市人均月收入多在三、五十元；二来作为国家首脑，是要将此事作为政治事件来对待。
如今，重庆和江津市长也是人，给什么人捐款看似个人行为，与职务无关。实在有钱，捐出个百八十万的也无可厚非。国内外富豪们脑满肠肥酒足饭饱后拿出些钱来做些公益事业，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完全有理由作为回馈社会的善举而大书特书；不过，作为的市级领导干部，其收入都是纳税人支付的，被严格限制在行政级别上，恐怕不会太多；在自己有限的收入中一次性拿出几千元给一个辖区居民，就值得考虑其用意如何了。试想，如果不是这么一个服刑人员，如果不是有这么一封求助信，会有如此的慷慨举动吗？重庆近亿居民，江津146万人口，说起来恐怕能说出自身或家庭经济困难者不止成千上万，那么，这些人是否都有幸得到市长的解囊相助？大概对此没有人会得出肯定的结论，因为如果真是那样，市长注定就会成为人人避犹不及的脏累活计，当上那劳什子市长还不够天天给随便什么素不相识的人写封信、发个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息就得掏腰包的。
这样，究竟什么人才能招惹得市长动用个人资产来扶助呢？这好像更多地取决于市长个人的偏好，或者其独特性情。但为什么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而且即使是在监狱服刑期间依然屡教不改频频为非作歹的罪犯呢？为什么不是重庆街头数以万计靠着合法劳作为人负重挣点辛苦钱的“棒棒军”呢？为什么不是类似熊德明那样的苦苦巴望着家人能如数拿回打工所应得的收入的重庆农民们呢？为什么不是由于三峡工程而失去土地的乡亲们呢？为什么不是该地区里国有企业转制过程当中下岗失业的人们呢？为什么不是那些进入城市却被边缘化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呢？为什么不是大学毕业即面临失业的学生娃呢？为什么不是被“城镇”、“登记”失业率统计口径排除在外但千真万确处于失业状态的弱势群体？为什么不是城乡众多的五（无）保户群体呢？
思来想去，大概还是得归结到一点上，那就是这个扶助对象必须符合这样的条件：具有典型性、可宣传性、以及个人经历的独一无二性。否则，如果被救助对象分布太普遍了，这种乐善好施行为就会被可能接踵而至的求助而弄得效益递减最终失去了救助行为的光芒；而如果被施舍者是非常容易复制的，那也还是不具备独特人物要件；当然，典型情境中典型人物的典型遭遇，则构成了宣传炒作的操作空间。至少，从两位市长的捐赠里，看不出有什么“此类事甚多、当统筹解决”的普渡众生兼善天下的含义。
如是，这种举动被热炒，无非是被宣传了的市长得意，媒体合适，当然，还有那个千里之外信誓旦旦要重新做人的求助者；但于社会却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