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3)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只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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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3)

自序

(接上)

我是一個受過中華傳統教育長大的中國人(一個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的新移民)。小的時候,規規矩矩,老實厚道,很聽父母的話,總想著努力讀書,為父母爭氣;後來長大成家立業,做了人家的丈夫,成為了父親,又想著努力賺錢,養家糊口;後來不安分,又下海到廣東發展,然後陰差陽錯碾轉到了香港生活。如今一把年紀要退休了,想著做點自己的事了,如果寫部回憶錄,把一個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聯繫起來,是否有點意思。

老實說,作為一個60年代初出生,有著中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懵懂回憶,完全經歷並見證4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如今又遇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多事之秋年代的人,還有機會來到香港這樣一個“一國兩制”的地區生活,能夠近距離感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化衝突,以及港人與內地人在很多方面的思維方式,還是蠻有意思的。我想把這種感受真實的寫下來,留給後人,也算對今日世界如何管治一個完全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的一個貢獻。

因為香港這些年的變遷,我是真正的當事人。

我感覺自己的人生經歷,就像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猶如活了三個世紀。太多的所見所聞,太多的閱讀思考,太多的人生五味雜陳,都值得寫下來,我在想,如果自己的這些敘事性的故事,能裝入中國60年的嬗變記憶中,讓年輕人多一些思考,少走些彎路,早日實現自己的願望,想一定很有意義的。

我慶幸自己生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好的,不好的,都趕上了。這是一種幸運和精彩。是用錢買不來的寶貴財富。

我希望這本回憶錄,能通過自己的真實人生和見仁見智的感知,從1961年我出生以來,到今日2022年超過60年的中國記憶,獻給全世界的關心華人世界的朋友。

我想說得是:

不管我們生活在任何一個國度,秉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立場,只要你的一生是不斷往上走的,與人為善的,曲折豐富的,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的,就是值錢的最有意義的人生。

 

古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我比喻自己是座小山,是一滴水珠,我希望藉助中國幾千年文明的仙氣,同時,也能跳出東方思維的束縛,有些思辨的觀點,甚至批判的精神,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把我想說的真話,痛痛快快說出來。

 

總之,我最想說得一句話就是:

 

這個世界,無論你怎麼專制,如何民主,“人往高處走”,這是基本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要你的國民都認可富足、自由、法治,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人身及財產得到絕對的保障和尊重;社會相對公平,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最好的社會製度。至於怎麼稱呼,怎麼好聽,是不重要的。

相信這樣的社會目標,是天下所有的人共同期望的。也是我一生的領悟。

第一章 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毛澤東時代

聽我母親說,60年代初的中國,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又稱三年困難)時期,國際國內形勢都不好,老百姓日子普遍過得艱難。據說哪個年頭懷孕的女人,普遍缺乏營養,出生的孩子,很多都沒有奶吃,相當多的孩子一出生,就開始吃米糊,能吃上奶粉的大多都是城市裡經濟條件不錯的人家孩子。

我的條件還算不錯。我出生的時候,有一個內地省份常駐廣州辦事處的父親,他就經常買一些英國的克寧全脂奶粉,託人帶回給我吃。聽我父親說,60年代的廣州,較之內地省份,自由度還是大的。可能廣州歷來通商口岸,人們做生意的觀念深入人心,商業十分活躍,走私的東西還是不少的,就比如走私的奶粉,在很多的私人開的小商品店都能買到。

我在想,當年號稱中國的南大門的廣東,應該是比較開放的。進口貨比較多,走私也比較猖獗,才有廣東人一直以來的不安分和經商的因子。

聽說廣東人最喜歡做生意,卻不善做官,尤其不善於與皇帝及皇親國戚打交道。不然,清朝時期,雄霸一方的廣州通商口岸最大牌的十三行的大老闆伍秉鑒,算盤打得當當響,玩權術卻是門外漢,雖然家業曾經富可敵國,最後也難免落到家破人亡,財富散盡的下場。直到今天,廣東人還是不能適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中國統治之道。

老實說,在我小的時候,我是一直搞不懂什麼叫走私的?同時代的少年,當年的黃光裕兄弟倆,就比我們要聰明多了,也許廣東潮汕和福建沿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有海盜走私的歷史,人比較彪悍野蠻,比如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這也不難理解當年香港開埠時,福建人和潮汕人敢於天下先,第一個吃螃蟹,成為香港繁榮的先行者。

後來才知道,走私的東西其實非常不錯的。只是走私的東西沒有經過海關的進口手續(比如繳納關稅以及其他雜費)而已,品質都是一樣的。

想當年,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解放了十幾年,毛澤東時代抓得那麼緊,還是有人膽敢走私,搞私人經濟,這也許是廣東人獨有的基因所致。難怪廣東人總是引領市場經濟的先河,真是有歷史原因的。

 

我聽父親說,當年他在廣州公幹時,買的就是雜貨店的走私的英國罐裝克寧(KLIM)奶粉,價格便宜,味道也很不錯。我小時候,喝了不少這個牌子的奶粉(聽說這個品牌被雀巢收購了),身體素質還是不錯。也許當時的中國乳製品事業真的很落後,沒有什麼好的牛奶品牌。

今天看來,凡事都應驗一句老話“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此一時彼一時也。也許,今天的人們對食物要求高了,現在的克寧罐裝奶粉,在香港已經無人問津。即便有人拿貨,也是一些比較貧窮的人。

 

聽說現在這個牌子的奶粉,都是轉基因飼料餵養的奶牛產的奶粉,以及委託第三國提供原料的(OEM)產品,摻入大量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已屬比較低檔的奶粉。

 

真是一個時代說一個時代的故事。

克寧奶粉這個品牌,歷經60年的企業滄桑,當年的奶粉的口感以及喜愛,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可見,小時候呵護你的東西,如果是你特別喜歡的品牌,是不容易忘懷的。可見外資進入中國,猶如麥當勞一樣,靠食物的洗腦教育是很厲害的。

 

只是很不幸,我出生的60年代初,雖然我有牛奶喝,沒有餓著,但我的哥哥和姐姐們的遭遇,卻是痛苦的。他們常常為吃不飽而飽受困苦。相信當年的中國城市家庭,家家都差不多,都有吃不飽的事情發生,不夠吃可能是正常的現象。

在我的記憶中,我家住在縣城裡的一個幹部宿舍,我的父母就在家門後面,搞了一塊所謂的自留地,然後種一些很容易打理的紅薯,絲瓜以及包(椰)菜之類的。到了月底糧食不夠吃時,這些自留地裡的食材,便是最好的補充。

有的時候,哥哥和姐姐甚至會去菜市場撿人家丟棄的爛菜葉子回來,用點棉籽油炒著吃,以解決飢腸轆轆的需要。想想,哪個年代,哥哥、姐姐們的生存真是不容易的。

 

聽我母親說,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大部分家庭都是比較困難的。我出生的那年,大哥正好15歲,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天天鬧著肚子餓。我家住在縣城,大哥放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澆菜園子,每天累到受不了,還要搞功課,嚴重影響到身體發育,也只長到165釐米,而我和二哥因為後來生活大大改善,吃得好,身高都超過了174釐米。

老實說,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的確比我們這批60年代初期的人,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這幫人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敢打敢闖,無所不能,做了很多愚蠢的事,膽大包天的事,相信絕對是真實的。

也許這個困苦,磨煉出了這一代人的堅強意志,強烈的大無畏氣概以及鬥爭精神,也是他們的優點。我大哥身上就有這個秉性。

所以,每次當我們兄弟姊妹聚會時,身材矮小的大哥總要調侃幾句,說當年不是為了弟弟妹妹,吃了這麼多苦,做了這麼多家務事,家庭的擔子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他也不至於這麼矮小,真是生不逢時,命苦啊。

也是開個玩笑。其實,大哥每次見到我們,都開心得不得了。兄弟姊妹感情是很深的。

有一句話叫“長兄如父”。

我大哥早年離家較早,養成了生活獨立盡責的習慣。父母走後的這些年,每年的清明節以及過年前,大哥都必定要給父母掃墓燒香,颳風下雨,從未中斷,絕對大哥的風範。

倒是我這個弟弟,總是找各種藉口推脫回家給父母掃墓,真是罪過。其實,我心裡是十分慚愧的。大哥就是大哥,真是我們這些姊妹的楷模。


今天的很多年輕人,總是不理解當年的中國人為何忍辱負重,勤勞做事,其實,是有傳統的。據說宋代時期,國家管理一般,文化卻十分繁榮。考古學家說當時的國民,從來就不想太多的事,只想過自己的小日子,有吃有喝,然後就寄情於山水和風雅。解決到吃喝問題,中國人就認為搞定了頭等大事,至於其他的不是太重要的。這也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文化。

其實,60-70年代時期的中國,像極了古代社會的宋朝時代。絕大多數人沒有想頭,整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不想讀書,即便上學,也是盡搞一些惡作劇的壞事,玩一些樸素的不能再樸素的遊戲,比如折疊香煙盒以及趴在地上打玻璃球。

俗話說“不知為不知”。當年的中國少年,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法治,什麼叫自由,更不知什麼叫民主。老實說,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遠不如民國時期的新青年和學校裡的學生,有什麼愛國熱情,以及理想抱負。似乎從來不關心不現實的事情,只關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也許是當年中國的現狀,是基本現實。

你能想象,在我出生的60-70年代的中國社會,有多少人知道國家的大事?世界是怎麼回事?知道當年物質匱乏是西方制裁的結果嗎?肯定不知道的。

 

要說具體的原因,我今天想說得的是:

一是當年國家的確很窮,物質匱乏,估計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當年包括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GDO);二是信息封閉,沒有想象力(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三是毛澤東思想灌輸到位,每個人都是祖國的接班人。

想想,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你是一國的大家長,你會怎麼管?面對幾億人的吃飯問題,還要維持一個龐大的政權局面,是否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果打腫臉充胖子,去搞西方人的那一套,那要多少錢才能滿足到需求,難道毛澤東沒有想過,肯定想過了,因為他做不到。當時的中國人少說也有8個億吧?

所以,毛澤東實事求是選擇了最低管理成本的管治模式,按自己的方式,治理著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大國——先解決吃飯問題,其他則一步一步來,也沒有時間表。對國民來說,也許是殘酷的,而對政黨來說,可能又是明智的。

 

這是好實在的一本賬。相信當年的毛澤東,一方面牢牢把控著中國社會的性質不變顏色,不給任何人有一舉一動的機會;一方面拉攏周邊的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擁護自己做老大,伺機稱王稱霸。

 

毛澤東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確想做第三世界的帶頭大哥,斯大林死後,相信他的這種願望是更加強烈。他很明白,中國的錢就是這麼多,還有幾億張嘴要吃飯,要發展起來,還要稱霸,錢只能用在刀刃上。

什麼是毛澤東的刀刃?

對內研製原子彈,氫彈,搞人造衛星上天,打造一個傲世天下的軍事力量,讓西方世界看一看,你們有的,中國人也有。

對外搞援建,捐糧食,大撒幣,支持非洲、拉丁美洲等社會主義國家。俗話說“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毛澤東深信這條法則的威力。如果外交上有這些國家的鼎力支持,中國做老大就有後盾。毛澤東不是傻瓜。

對外援建,相信毛澤東的目的是想打造一個第三世界陣營,可以和美國人抗衡,自己做第三世界的老大。只是毛澤東的心確是很大。因為他堅信自己過往不斷的贏,這次跟美國人鬥也一定可以贏的。

 

我相信,直到今天,當年毛澤東做事的大無畏的氣概,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霸氣,深深影響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和意志。

現回過頭來想想,當年毛澤東堅持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管理模式,搞極左路線,並非頭腦一時發熱。我個人認為:一是選擇社會管理成本最低的方式,畢竟國庫沒有多少錢,民主社會的那套玩不起的;二是玩鬥爭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他可以收放自如。何況黨內搞鬥爭,可以實現鯰魚效應,激勵每個人勤奮工作,保持本色,對國家有忠誠度,政權便更加穩固。

也許歷來的學者和研究者都是“燕雀焉知鴻鵠之志”。這些人並沒有站在毛澤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說得明白一些,沒有搞懂當年的原教旨主義的毛澤東為何要這樣做?(未完待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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