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3）
自序
（接上）
我是一個受過中華傳統教育長大的中國人（一個從中國大陸移民到香港的新移民）。小的時候，規規矩矩，老實厚道，很聽父母的話，總想著努力讀書，為父母爭氣；後來長大成家立業，做了人家的丈夫，成為了父親，又想著努力賺錢，養家糊口；後來不安分，又下海到廣東發展，然後陰差陽錯碾轉到了香港生活。如今一把年紀要退休了，想著做點自己的事了，如果寫部回憶錄，把一個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聯繫起來，是否有點意思。
老實說，作為一個60年代初出生，有著中國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懵懂回憶，完全經歷並見證4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如今又遇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多事之秋年代的人，還有機會來到香港這樣一個“一國兩制”的地區生活，能夠近距離感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文化衝突，以及港人與內地人在很多方面的思維方式，還是蠻有意思的。我想把這種感受真實的寫下來，留給後人，也算對今日世界如何管治一個完全不同社會制度的地區的一個貢獻。
因為香港這些年的變遷，我是真正的當事人。
我感覺自己的人生經歷，就像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猶如活了三個世紀。太多的所見所聞，太多的閱讀思考，太多的人生五味雜陳，都值得寫下來，我在想，如果自己的這些敘事性的故事，能裝入中國60年的嬗變記憶中，讓年輕人多一些思考，少走些彎路，早日實現自己的願望，想一定很有意義的。
我慶幸自己生在一個大變革的時代。好的，不好的，都趕上了。這是一種幸運和精彩。是用錢買不來的寶貴財富。
我希望這本回憶錄，能通過自己的真實人生和見仁見智的感知，從1961年我出生以來，到今日2022年超過60年的中國記憶，獻給全世界的關心華人世界的朋友。
我想說得是：
不管我們生活在任何一個國度，秉持什麼樣的意識形態以及政治立場，只要你的一生是不斷往上走的，與人為善的，曲折豐富的，有自己的獨立思考的，就是值錢的最有意義的人生。
古人說“山不在高，有仙則靈；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我比喻自己是座小山，是一滴水珠，我希望藉助中國幾千年文明的仙氣，同時，也能跳出東方思維的束縛，有些思辨的觀點，甚至批判的精神，通過正反兩面的思考，把我想說的真話，痛痛快快說出來。
總之，我最想說得一句話就是：
這個世界，無論你怎麼專制，如何民主，“人往高處走”，這是基本客觀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只要你的國民都認可富足、自由、法治，是社會的最大公約數，人身及財產得到絕對的保障和尊重；社會相對公平，有基本的生活保障，就是最好的社會製度。至於怎麼稱呼，怎麼好聽，是不重要的。
相信這樣的社會目標，是天下所有的人共同期望的。也是我一生的領悟。
第一章 關起門來搞建設的毛澤東時代
聽我母親說，60年代初的中國，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又稱三年困難）時期，國際國內形勢都不好，老百姓日子普遍過得艱難。據說哪個年頭懷孕的女人，普遍缺乏營養，出生的孩子，很多都沒有奶吃，相當多的孩子一出生，就開始吃米糊，能吃上奶粉的大多都是城市裡經濟條件不錯的人家孩子。
我的條件還算不錯。我出生的時候，有一個內地省份常駐廣州辦事處的父親，他就經常買一些英國的克寧全脂奶粉，託人帶回給我吃。聽我父親說，60年代的廣州，較之內地省份，自由度還是大的。可能廣州歷來通商口岸，人們做生意的觀念深入人心，商業十分活躍，走私的東西還是不少的，就比如走私的奶粉，在很多的私人開的小商品店都能買到。
我在想，當年號稱中國的南大門的廣東，應該是比較開放的。進口貨比較多，走私也比較猖獗，才有廣東人一直以來的不安分和經商的因子。
聽說廣東人最喜歡做生意，卻不善做官，尤其不善於與皇帝及皇親國戚打交道。不然，清朝時期，雄霸一方的廣州通商口岸最大牌的十三行的大老闆伍秉鑒，算盤打得當當響，玩權術卻是門外漢，雖然家業曾經富可敵國，最後也難免落到家破人亡，財富散盡的下場。直到今天，廣東人還是不能適應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是中國統治之道。
老實說，在我小的時候，我是一直搞不懂什麼叫走私的?同時代的少年，當年的黃光裕兄弟倆，就比我們要聰明多了，也許廣東潮汕和福建沿海地區自古以來，就有海盜走私的歷史，人比較彪悍野蠻，比如明朝的鄭和下西洋。這也不難理解當年香港開埠時，福建人和潮汕人敢於天下先，第一個吃螃蟹，成為香港繁榮的先行者。
後來才知道，走私的東西其實非常不錯的。只是走私的東西沒有經過海關的進口手續（比如繳納關稅以及其他雜費）而已，品質都是一樣的。
想當年，廣州作為中國的南大門，解放了十幾年，毛澤東時代抓得那麼緊，還是有人膽敢走私，搞私人經濟，這也許是廣東人獨有的基因所致。難怪廣東人總是引領市場經濟的先河，真是有歷史原因的。
我聽父親說，當年他在廣州公幹時，買的就是雜貨店的走私的英國罐裝克寧（KLIM）奶粉，價格便宜，味道也很不錯。我小時候，喝了不少這個牌子的奶粉（聽說這個品牌被雀巢收購了），身體素質還是不錯。也許當時的中國乳製品事業真的很落後，沒有什麼好的牛奶品牌。
今天看來，凡事都應驗一句老話“在什麼山上唱什麼歌”，此一時彼一時也。也許，今天的人們對食物要求高了，現在的克寧罐裝奶粉，在香港已經無人問津。即便有人拿貨，也是一些比較貧窮的人。
聽說現在這個牌子的奶粉，都是轉基因飼料餵養的奶牛產的奶粉，以及委託第三國提供原料的（OEM）產品，摻入大量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已屬比較低檔的奶粉。
真是一個時代說一個時代的故事。
克寧奶粉這個品牌，歷經60年的企業滄桑，當年的奶粉的口感以及喜愛，仍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可見，小時候呵護你的東西，如果是你特別喜歡的品牌，是不容易忘懷的。可見外資進入中國，猶如麥當勞一樣，靠食物的洗腦教育是很厲害的。
只是很不幸，我出生的60年代初，雖然我有牛奶喝，沒有餓著，但我的哥哥和姐姐們的遭遇，卻是痛苦的。他們常常為吃不飽而飽受困苦。相信當年的中國城市家庭，家家都差不多，都有吃不飽的事情發生，不夠吃可能是正常的現象。
在我的記憶中，我家住在縣城裡的一個幹部宿舍，我的父母就在家門後面，搞了一塊所謂的自留地，然後種一些很容易打理的紅薯，絲瓜以及包（椰）菜之類的。到了月底糧食不夠吃時，這些自留地裡的食材，便是最好的補充。
有的時候，哥哥和姐姐甚至會去菜市場撿人家丟棄的爛菜葉子回來，用點棉籽油炒著吃，以解決飢腸轆轆的需要。想想，哪個年代，哥哥、姐姐們的生存真是不容易的。
聽我母親說，1959年-1961年三年困難時期，中國的大部分家庭都是比較困難的。我出生的那年，大哥正好15歲，正是身體發育的時候，天天鬧著肚子餓。我家住在縣城，大哥放學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挑水澆菜園子，每天累到受不了，還要搞功課，嚴重影響到身體發育，也只長到165釐米，而我和二哥因為後來生活大大改善，吃得好，身高都超過了174釐米。
老實說，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出生的一代人，的確比我們這批60年代初期的人，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這幫人正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敢打敢闖，無所不能，做了很多愚蠢的事，膽大包天的事，相信絕對是真實的。
也許這個困苦，磨煉出了這一代人的堅強意志，強烈的大無畏氣概以及鬥爭精神，也是他們的優點。我大哥身上就有這個秉性。
所以，每次當我們兄弟姊妹聚會時，身材矮小的大哥總要調侃幾句，說當年不是為了弟弟妹妹，吃了這麼多苦，做了這麼多家務事，家庭的擔子都壓在他一個人身上，他也不至於這麼矮小，真是生不逢時，命苦啊。
也是開個玩笑。其實，大哥每次見到我們，都開心得不得了。兄弟姊妹感情是很深的。
有一句話叫“長兄如父”。
我大哥早年離家較早，養成了生活獨立盡責的習慣。父母走後的這些年，每年的清明節以及過年前，大哥都必定要給父母掃墓燒香，颳風下雨，從未中斷，絕對大哥的風範。
倒是我這個弟弟，總是找各種藉口推脫回家給父母掃墓，真是罪過。其實，我心裡是十分慚愧的。大哥就是大哥，真是我們這些姊妹的楷模。
今天的很多年輕人，總是不理解當年的中國人為何忍辱負重，勤勞做事，其實，是有傳統的。據說宋代時期，國家管理一般，文化卻十分繁榮。考古學家說當時的國民，從來就不想太多的事，只想過自己的小日子，有吃有喝，然後就寄情於山水和風雅。解決到吃喝問題，中國人就認為搞定了頭等大事，至於其他的不是太重要的。這也許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文化。
其實，60-70年代時期的中國，像極了古代社會的宋朝時代。絕大多數人沒有想頭，整日遊手好閒，無所事事，不想讀書，即便上學，也是盡搞一些惡作劇的壞事，玩一些樸素的不能再樸素的遊戲，比如折疊香煙盒以及趴在地上打玻璃球。
俗話說“不知為不知”。當年的中國少年，根本不知道什麼叫法治，什麼叫自由，更不知什麼叫民主。老實說，我們那個年代的人，遠不如民國時期的新青年和學校裡的學生，有什麼愛國熱情，以及理想抱負。似乎從來不關心不現實的事情，只關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這也許是當年中國的現狀，是基本現實。
你能想象，在我出生的60-70年代的中國社會，有多少人知道國家的大事？世界是怎麼回事？知道當年物質匱乏是西方制裁的結果嗎?肯定不知道的。
要說具體的原因，我今天想說得的是：
一是當年國家的確很窮，物質匱乏，估計人均GDP不到300美元（當年包括我也不知道什麼叫做GDO）；二是信息封閉，沒有想象力（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事情）；三是毛澤東思想灌輸到位，每個人都是祖國的接班人。
想想，這樣一個基本國情，你是一國的大家長，你會怎麼管?面對幾億人的吃飯問題，還要維持一個龐大的政權局面，是否一個很大的挑戰。
如果打腫臉充胖子，去搞西方人的那一套，那要多少錢才能滿足到需求，難道毛澤東沒有想過，肯定想過了，因為他做不到。當時的中國人少說也有8個億吧？
所以，毛澤東實事求是選擇了最低管理成本的管治模式，按自己的方式，治理著中國這個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大國——先解決吃飯問題，其他則一步一步來，也沒有時間表。對國民來說，也許是殘酷的，而對政黨來說，可能又是明智的。
這是好實在的一本賬。相信當年的毛澤東，一方面牢牢把控著中國社會的性質不變顏色，不給任何人有一舉一動的機會；一方面拉攏周邊的國家，特別是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擁護自己做老大，伺機稱王稱霸。
毛澤東是有理想，有抱負的。他的確想做第三世界的帶頭大哥，斯大林死後，相信他的這種願望是更加強烈。他很明白，中國的錢就是這麼多，還有幾億張嘴要吃飯，要發展起來，還要稱霸，錢只能用在刀刃上。
什麼是毛澤東的刀刃?
對內研製原子彈，氫彈，搞人造衛星上天，打造一個傲世天下的軍事力量，讓西方世界看一看，你們有的，中國人也有。
對外搞援建，捐糧食，大撒幣，支持非洲、拉丁美洲等社會主義國家。俗話說“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毛澤東深信這條法則的威力。如果外交上有這些國家的鼎力支持，中國做老大就有後盾。毛澤東不是傻瓜。
對外援建，相信毛澤東的目的是想打造一個第三世界陣營，可以和美國人抗衡，自己做第三世界的老大。只是毛澤東的心確是很大。因為他堅信自己過往不斷的贏，這次跟美國人鬥也一定可以贏的。
我相信，直到今天，當年毛澤東做事的大無畏的氣概，以及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霸氣，深深影響著幾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和意志。
現回過頭來想想，當年毛澤東堅持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會管理模式，搞極左路線，並非頭腦一時發熱。我個人認為：一是選擇社會管理成本最低的方式，畢竟國庫沒有多少錢，民主社會的那套玩不起的；二是玩鬥爭是毛澤東的拿手好戲，他可以收放自如。何況黨內搞鬥爭，可以實現鯰魚效應，激勵每個人勤奮工作，保持本色，對國家有忠誠度，政權便更加穩固。
也許歷來的學者和研究者都是“燕雀焉知鴻鵠之志”。這些人並沒有站在毛澤東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說得明白一些，沒有搞懂當年的原教旨主義的毛澤東為何要這樣做?（未完待續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