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處走:小人物的人生與中國記憶(回憶錄連載6)

大陸移居香港新移民。老話說“井底之蛙”,在內地我只看到碗口大的天。來到香港,有了比較,才知世界如此精彩。我只說自己想說的話,不代表任何人。我希望中國好,期望中國有大的智慧,處理好國際關係,學會算大賬,不賭一時之快,能成就大事,令海外的中國人感到驕傲。
打印 被阅读次数

(接上)

第二節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家庭的社會地位

 

與今天社會生產力水平高帶來的物質豐富不同,60年代初的毛澤東時代,相信生產力是落後的。由於國家物質比較匱乏,實行計劃經濟,以及嚴格的戶籍制度管理。我感覺,當年社會是有序的,人身是比較安全的。

由於我父母都是國家幹部,享受著計劃經濟的好處,工資雖然不高,但單位裡都有公共食堂,一天兩餐都在單位吃,吃得飽,也吃很好,省了很多吃飯的錢,就節省了不少糧票給到自己的兒女了。這當然是一種隱形的政治待遇。與當時大多數人連飯都吃不飽的情況下,毛澤東對國家(軍隊)幹部的社會地位,以及物質上的照顧,其實,很多人深刻感受得到的。

從統治效果上看,毛澤東的時代,在一個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有著5個多億人口的窮國,實行低成本的管治方式,是比較理性務實的。所謂“工作為重,生活為輔”,國家為大,家庭為小,“爹親娘親不如黨的恩情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都是為了加快經濟建設速度,提高社會財富,這應該是發展的初心。

哪個年代的父母,因為信息長期封閉,思想是比較單純的,他們為國家做事的覺悟很高,工作有積極性,家庭永遠排第二位的。大多數人為國家做事,的確發自內心,完全是一種自覺的行動。可見,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管治,以及滿足到國民的最基本的生活需求,結合的是很好的,原因很簡單:國家就這麼多錢,還要讓國民堅信社會主義制度是最好的,這是不容易的。毛澤東的確操了不少心的。

我記得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直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的十年,社會物質是比較匱乏的,家家都差不多,基本都是5-6口的家庭,父母兩個人的收入,都難於對付一個月的開支,很多人家到月尾都要借錢才能度過難關,這是普遍現象。

我相信農村人的情況或許更加糟糕。看到今天的俄羅斯普京的做法,想他也是汲取了當年毛澤東的管治策略,抓住了城市,就抓住了一切。保障城鎮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物質供應,就保障了城市的穩定,保障了城市穩定,就保障了國家的穩定,還是一種抓主要矛盾的明智的英明的舉措。

文革十年,我們這些生活在城市裡的子女,感覺比農村要好得多。不僅吃飯有保障,父母有基本工資,有公家給的房子,該有的童年的美好的生活回憶,都基本得到了。雖然比不得現在的物質條件,當年是粗俗的,但卻是難忘的。

可見,毛澤東時代對國民的最低的物質生活,還是有掌控能力的。哪個年代,除了高級幹部,一般的國家幹部、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感覺收入都差不多的。

我記得,70年代,我父親的工資是70元一個月,母親是50多元,全家五口人,就靠這120元過日子。我隔壁住著一個50年代末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的老師,算是典型的知識分子,好像也就60多元,他太太只有50多元,養了兩個女兒,也是這樣過來的。

也許是毛澤東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政策,工人階級的待遇其實一點不比幹部家庭和知識分子低。我所在班級的一個同學的爸爸就是八級鉗工,好像有90多元月工資,加上他的媽媽也是紡織行業出來的八級擋車工,工資也有90多元,日子比我家過得好很多。

可不要小看每家這100多元的工資,基本滿足到家庭的基本開支。估計今天的北朝鮮也是當年中國家庭的生活模式。我記得,當年的油條只要3分錢一根,大米是0.138元/500克,豬肉0.74元/500克,物價真是超級低的。相信這是計劃經濟管治的結果。這應歸功於毛澤東的路線和分配政策。

老實說,整個70年代,城市裡的幹部和工人的子女們有學上,有飯吃,過年有新衣服,新鞋子穿,人們基本沒有更多的想頭,真的是窮日子難過年年過。也沒有什麼人有埋怨情緒,更不要說造反了。這應歸功於毛澤東時代,對社會的高壓管制和思想禁錮,以及國家對社會的低成本管理方式。

可能因為大部分國民都不曾出過國門,並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樣,絕大多數幹部和工人對國家是充滿了感激之情的。今天回過頭來看,如果用國際通用的恩格爾係數來排名話,當年的中國家庭的生活品質,一定是排在東歐國家後面的。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管理,還是一種守住底線的管治方式。雖然人均GDP還不到300美元(可能在世界的排名都是最後的),但還是確保了城市的基本供應,以及國家的相對穩定。事實證明,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是成功的。

原因很簡單:

一方面,他挺住了來自四面八方顛覆政權的勢力的進攻。當年的境外反華勢力,應該是台灣的國民黨以及西方的民主社會。直到今天,一說起境外勢力,中國社會的管治都有點恐懼症了。

另一方面,他的策略,基本滿足到城市1-2億人的吃飯問題,搞定了城市,便搞定了國家。比如今天的城鎮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一直是共產黨最為得意的一個民心工程,得到了很多人至少是城市的各個階層的讚譽,這是基本事實,可謂抓住了主要矛盾。

在中國,吃飯問題是大事。解決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就有搞建設的基本力量。這是毛澤東的基本邏輯,也是當今中國領導的共識。過去老話講“手上有糧,心中不慌”,今天不也是這樣。

解決了吃飯問題,就穩定了人心,這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現實。當年的毛澤東也好,今天的中國領導人也罷,穩定了城市的基本供應,就搞定了一大半中國的事情。

當年毛澤東之所以有眼光,看得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實際情況,抓住了一些人,團結了一些人,控制了一些人,社會就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而低成本管理,精明的計算,和可控的有數的計劃經濟模式,是當年毛澤東實事求是管理一個貧窮大國的不二選擇。還是很務實精明的。

我猜想,當年毛澤東時代的這幫共產黨人,一定是滿腦子都在想如何解決幾億人的吃飯問題的。相信國家的確沒有錢,人口又多,這個龐大的攤子,面對內部貧窮和外部的壓力,既要搞鬥爭,還要抓生產,的確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明擺著是矛盾的。但毛澤東總是認為,凡事都講精神和幹勁,只要肯幹,努力,一切都可以得到。

毛澤東的這種人定勝天的思想,雖然算不上科學精神,但共產黨人相信這種“敢為天下先”的力量。作為這個政黨和國家的大家長,毛澤東憑藉著強有力的,完全憑自己的直覺的暴君統治,還是扛了過來,也算是他的大本事。

有人說,中國人“適者生存”本事大,求生慾望強,說到底,還是在於毛澤東當年的高壓玩法,國民是被逼出來的。所以,今天的領導人說要有底線思維的,想是精準繼承了毛澤東的遺缽。

想想,60-70年代,國家難,中國城市難,農村應該更難。但不還是挺過來了嗎?有人說,中國人吃草也能過三年,我相信是真的。的確中國人的生活韌性是極強的。老話說“好死不如賴活著”,這也許是華夏民族的堅韌和文明,之所以延續到今天的根本原因。我是客觀說事,因為自古有之。只是毛澤東對中國的情況看得很明白,知道怎麼管理這個當時只有8億左右的中國人。

我記得,在哪個年代裡,黨員幹部和黨員知識分子,雖然工資不高,沒有多少外快,但家家能感受到無形之中的社會地位和照顧,如果是高級幹部家庭,相信生活上更是好上一大截,按照等級不同,應該有私人秘書、保鏢、保姆、廚師、司機,以及稀缺資源物質的供應。

今天很多人詬病體制內高級幹部的政治待遇,認為高級幹部搞特殊化,其實,這些制度安排是毛澤東一手建立的。高級幹部一早就是共產黨的優質資產,任何人一旦加入共產黨,就是黨的人。

哪個年代,對黨忠誠,聽黨話,對黨的感情,很多時候比夫妻感情還要深厚,一點不假的。我相信這是最早的共產黨人力資源管理之道。但被稱為黨的優良資產的前提是你必須成為高級幹部,說得明白一點就是退休時的級別,至少要達到廳局級幹部或以上才行。

我感覺,哪個年代,所有高級幹部以及他們的子女,是最驕傲和自豪的。因為有特權,不需要法,對所有的事物,都有裁判和決策的權利,什麼都享受政黨的供給製。今天想想,西方世界各國政黨靠選舉上台的各級政客,台上或台下完全兩樣,待遇天差地別。由毛澤東親自建立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待遇制度,通過不斷完善,到今天成為等級森嚴,執行非常完備的一套物質保障和政治待遇制度,至少高級幹部是感恩的。對共產黨來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的優越性。

當年,包括我母親在內的很多體制內幹部都感慨過:“黨是幹部的衣食父母,沒有黨就沒有自己”,這是發自內心的。只是今天的人心思大了,有橫向比較了,慾望更強烈了,但當年的人,真的是有初心的,比較知足的。這是烏托邦式的毛澤東思想洗腦的結果,在哪個信息封閉的年代,效果就是出奇是好。

我說一個具體的事例:

我清楚的記得,當年國家的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上天的那一天,應該是夏季,天氣十分炎熱,當天傍晚五點左右的時候,收音機裡傳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音員的聲音,說晚上會發射中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東方紅號上天,讓全國人民注意收聽衛星從太空傳回的東方紅的音樂。

我看到父母都很興奮和激動,看得出來,他們真的為國家的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感到喜悅和振奮。聽完廣播後,他們竟然自發騎自行車去單位慶祝,晚上還參加政治學習,搞到差不多半夜12點才回到家裡睡覺。

1970年的時候,我還不到10歲,但我感受得到,當年國家宣傳最厲害的一些功勛人物,比如李四光,錢學森等人,以及像螺絲釘一樣的雷鋒、歐陽海、黃繼光等工具性的英雄人物,還有像我父母一樣的新中國成立後加入共產黨隊伍的國家幹部,工人階級,以及眾多的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為國家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我相信,他們是國家最值得信賴的建設力量。要知道,對統治者而言,擁有一群值得信賴的人,是社會管理的根本。今天社會也是這樣。

當年的毛澤東年代,思想教育是很到位的。宣傳工作可謂一個銳利武器,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東西,因為宣傳就是傳播,傳播就是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而統一人們的意識形態及政治立場,對穩定社會是極其重要的。所以,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架構裡,宣傳部門的地位以及工作(我們說筆桿子)的作用,絲毫不亞於槍桿子。

由於宣傳工作到位,從國家幹部,到知識分子,以及工人階級,還有農民,個個努力工作,熱愛勞動,認真學習,要求進步,形成了濃厚的社會風氣。可見,封閉是有效的,低成本的,可進可退的。宣傳的確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力量。

如果看下世界近代歷史,德國在二戰時,希特勒的全民宣傳工作做得是很到位的。由於希特勒解決了就業問題,讓很多人有工開,失業率大幅下降,幾乎沒有人反對希特勒發動戰爭。後來,前方戰事吃緊,希特勒搞征兵,家家戶戶拉壯丁,這才搞到民眾緊張兮兮,引來一片叫罵聲。

可見,全世界都一樣,國民還是在乎自己的多,關心國家的少,這也許是共性。

今天的俄烏戰爭,太像當年的希特勒的玩法了。開始也是國民大力支持,因為總統能幹,有氣魄,民族有面子。歲月靜好,家家過著小日子,又不關自己的事,多好啊,這回戰事吃緊,國內搞征兵,國民就不幹了。很多人說,希特勒身邊有個傑出的宣傳部長戈培爾,很懂得忽悠國民。相信那普京身邊也應該有個這樣的忽悠高手才行。

封閉的年代,任何單向的宣傳都是有積極的意義的。在毛澤東的年代,大多數國家幹部,對黨和國家充滿了感情。為什麼?因為思想單純,一門心思熱愛國家,感謝政黨。愛國主義教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根本用不上特別強調。

可惜時光不會倒流。如果當年的情景,放到今天這個開放的信息雙向傳播的時代,還有人對黨和國家的樸素情感嗎?答案一定是否定的。一句話,時代變了。必須有新的激勵方式。

(未完待續6)

 

登录后才可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