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0月21日,在电视晚间新闻中,看到Obama总统在白宫给华裔科学家钱煦颁发国家科学奖章的新闻及画面.在我脑际首先浮现的,就是我们兄弟在六十多年前的好友之一 ------ 胡KR和他的家人们. 第二天的报纸也详细报道了这个消息,并刊登出总统与钱煦亲切握手的照片. 颁奖典礼是在白宫东厅举行,由总统亲自主持. 新闻中还特别报道:”钱煦的妻子胡KZ及女儿等都参与了白宫的盛会”. 胡匡政,正是我们兄弟六十多年前在天津认识,后又在上海再次见过的胡KR的小妹. 也让我忆及我们兄弟过去与胡氏四位兄妹交往中的不少趣事.
往事说来话长,留待后边详述. 先说一下我所知晓的钱煦生平. 他1931年出生于北平,现年八十岁. 台大医学院毕业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生理学博士学位,曾任圣地牙哥加州大学”威泰克生物医学工程研究院”院长, 是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工程学院,国家医学院,国家艺术和自然科学院院士. 全美只有六人囊括全部四个院士殊荣.钱煦是其中两位仍在职未退休的学者之一. 前几年曾见报载,钱煦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钱煦的父亲钱思亮曾任台大校长和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其弟钱復曾任台湾外交部长和台湾监察院长.
数年前看到”世界日报”的一篇专访,其妻胡KZ也是学医,是加州一位知名儿科医生. 在这次白宫领奖时,钱煦说他们结婚五十四年,妻子也有着54%的功劳. 夫妻恩爱互助,可想而知!
我们兄弟与胡氏兄妹认识交往的情况,还需回朔到六,七十年前的重庆,北平,天津,青岛和上海.
那是抗战胜利不久的1946年初,我们五兄弟中除二哥庐W一人已在上海交通大学读书外,其余四个弟弟都按照父母的意愿,远离在南方的家人,来到北平求学(三个高中,一个初中). 可能是因为家住新街口附近的大帽胡同,四兄弟都进到离家不远位于护国寺的辅仁大学附中,每天骑自行车上课. 而这时二哥庐W抗战时在重庆扶轮中学高中部(1942 – 1945)的同班同学,也是他最要好的几位朋友中的胡KR和黄J(*注 – 见后述)两位兄长也正在北平读大学(胡在朝阳法学院读法律,黄在铁道学院读管理,都是住在各自就读的大学宿舍). 由于长辈们都不在北平,我们四兄弟是由当地雇来的一对赵姓夫妇在家照顾吃宿起居. 因为当时负责华北地区公路的”第八公路局”局长罗Y等人是父亲抗战时在重庆的老部下和好友(罗Y也是抗战前与桥梁专家茅以升一起修建中国第一座公路铁路两用大桥 ----- 杭州钱塘江大桥的专家之一). 他们特意拨出一台小轿车放在我们大帽胡同家中,并配有一位兼职老司机,指明在我们需要用车时,接到电话既可来到. 但,我们几个孩子,天天上学,哪会需要用汽车(好像只在暑假父母带了在南方读书的姐姐DW,哥哥庐W和妹妹LW北上团聚时才用过几次. 而那次父母带来跟随父亲开车多年的老潘司机同来. 因此”备用”司机也未用上).
不过,这辆”闲置”在家停车房的轿车对只比我们大几岁又正在大学读书的胡,黄二位兄长却是如获至宝. 几乎每逢周末和假日,他们必来我家小住数日,并一同开车出遊. 三哥CW比我大一岁,但胆子一向较大,他也趁此机会跟着两位兄长学会开车. 记得有一次,车刚开出胡同,上了西四北大街,突然感到车后有股力量拉住而不能前行. 下车查看,办只见路面被轮胎拖出两道黑印,大家找来找去也找不出开不动的原因. 最后, 还是脑袋比较”灵光”的KR兄发现,原来是汽车手闸忘了打开. 这次”乌龙”而可笑的事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当时情景,虽六十多年过去,仍历历在目.
KR兄的父亲胡梦华,是历史名人胡适的姪子,也曾是一位作家, 当时任职天津市社会局长. 1947年春节,我们四个兄弟均留北平,没有南下过年. KR兄代他父母邀请我们去天津他家过年. 那也是我们第一次去到天津这座既繁华又美丽的城市. 胡家坐落在天津当时著名的高级住宅区”小白楼”, 是一栋二层洋楼. 花园虽然不大,但庭院中种满树木花草,环境十分优美. 与北平的四合院风格迥异. 到他家后, 我们除了见到他的父母,也与他正在读初中(或小学)的小妹KZ认识,还有后来考入清华大学的弟弟KQ等. 记忆犹新的是小妹当时是按照天津的风俗习惯,穿着春节时小女孩们必穿的红色旗袍特别”惹眼”. 除夕夜,大人,孩子们都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吃点心聊家常,在布置温馨的客厅一角,放着胡小妹每日必弹的那架黑色钢琴,胡伯母还特别叫她为这些新认识的哥哥们演奏了一曲. 我当时正在初学小提琴,对于钢琴是何等响往,不言而喻!
在天津的几天,KR兄弟俩带我们去跑马场玩,让我们平生第一次骑上那又高又大训练有素的棕色洋马,还到热闹的劝业场观光购物,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等等, 愉快地渡过了那次值得留念的春节.
1948年, 东北战事吃紧. 不久,父亲从留驻沈阳等待由苏联手中”接收”未果的大连市市长一职转任青岛市市长. 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节节败退. 记得是在我暑假时刚考入的北平铁道学院上学不久的十月间,突接父母来电,要求我和当时在辅大附中读高三的五弟XW等仍在北平的家人即速南下,经父亲在北平的老部下,公路局的梁副局长带我去国军空军部队有关部门联系落实后,不几天,我们几人就轻装在西郊机场登上空军撤退家属的军用运输机回到青岛. 那时的”市长官邸”由已改作”迎宾馆”的原德国总督府搬到龙山路三号的三层面海小洋楼(原为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参谋总长及西南行政长官的顾祝同在青岛的别墅). 为了让我们兄弟学业不致”脱节”,我和XW到那时还设在青岛的山东大学理学院借读,旁听,直到1949年初才又同到上海继续读书. (我凭北平铁道学院的学生证, 与几位情况类似由北方南下的青年, 作为”流亡学生”而顺利进入在徐家汇的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 (仍为骑车走读), 直到1951年暑期院系调整回到已改名为北方交大的运输工程系读完四年级, 于1952年大学毕业, 分配到设在成都的铁道部第二设计院工作 (而1949年毕业于该校的黄J兄此时正在天津工作)。
在青岛的几个月里，也有着不少有趣而难以忘怀的故事，但其中最让我难忘的是： 父亲曾利用“市长”身份为青岛中共地下党秘密输送由南方“国统区”去到北方“解放区”的一些进步青年男女（有些可能是在南方某地受到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地下党员和青年学生）。 也许是父亲抗战在重庆时因工作关系与当时中共中央由延安派驻重庆的周恩来夫妇有过多次接触和交往而被周“相中”。 他派出青岛地下党负责人之一，记得此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青岛电厂厂长（或副厂长）与父亲联络，利用父亲常在周末去崂山打猎的习惯和爱好，顺便将一两位青年冒充子女送出国民党军队在崂山设立的关卡。 我们兄弟也曾多次混在其中同行以起掩护作用。 当时，一般都是星期六晚上，由地下党人员带来一，两位青年男女，当晚住在我家客房，第二天星期日一早即随同父亲和我们一两个兄弟同坐小轿车去到崂山出关“打猎”。 可能因为是“市长携子女出遊“，通过关卡时守关军警从未作过任何登记或检查，在回程时，父亲往往会用他抗战前去欧美考察时从德国带回的那支双管散弹猎枪打到的几只野鸡，野兔等猎物同他真正的儿子们进关卡回家 （记得有一回收获最大，打到一只有小山羊那么大的麂，味道特别鲜美）
一次，让我们感到特别意外的是，那晚地下党带来需送出关卡北去的女青年，居然是我们兄弟在北平时见过的胡KR的大姐。第二天一早，依旧按老办法将她安全地送出了崂山关卡。我不记得那时天津已否解放，也许她去北方正是到那已被解放军包围的天津城内对她父亲等高官们做“工作“的吧，或许她在南方某地已被国民党特务盯住，而送去北方解放区避难。
当年，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高官中的成年子女被秘密吸收参加中共的恐为数不少。当年驻守华北和北平的最高将领傅作义的女儿就是一例. 据史料记载,她当年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过贡献.
上海解放后,曾数次有年轻人找到江苏路我们家中来看望父亲,说是来感谢”G市长”当年帮助他们去到解放区而逃过一劫之恩. 原来他们就是父亲送到崂山”偷渡”出关的一些青年. 那时父亲在上海已受邀列席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即将与上海市长陈毅一道北上与会.
天津是蒋介石命令的”死守”城市. 因此,当解放军强攻入城后,守城的高级将领有不少被解放军俘获. 市长杜建时(也是父亲的朋友)等市府官员亦被俘,可能胡梦华也同时被俘, 后来集中在当年专门关押政治犯和高级战俘的抚顺监狱. 还有末代皇帝溥仪,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即科学家杨振宁的岳父)等. 1950年代末,中央第一批特赦了溥仪等人. 记得是在1960年代初,我们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中央第二批特赦人员名单中有杜建时,胡梦华等我们熟悉的名字. 听说,胡被特赦后,在南京二儿子胡KQ处先住了一段时日. 曾听说,胡在天津解放前也为中共做过掩护地下工作者的工作.被定为”爱国人士”,后经中央有关部门同意,经香港去台湾和美国与旅居海外的妻女儿孙们相聚. 1980年代初回国,不久因病在北京逝世.
思绪回到1949年初的上海,KR兄与其母和小妹等撤离将打大仗的天津,辗转来到上海. 随同带沪的最大件行李可能就是那架胡小妹的黑色钢琴. 因为他们在上海住的房屋较窄小,无法放置, 决定将琴暂存放在江苏路我家一楼的大客厅中. 没想到这一放就是好多年. 因战线不断南移,上海也面临解放, 他们又轻装去了台湾. 在大陆只留下正在北平清华大学读书的KQ (他大姐当时在何处我们不知道也没问过). 按当时的情况,KQ留下继续学业的事并不奇怪. 我们就有好几位同学和熟也是因为舍不得放弃在大陆未完的学业而留下. 原以为与家人只是”暂别”,但却因对”时局”的估计不足而离别数十载的大有人在.
让我们更没想到的是,这架胡家”暂存”的钢琴,后来竟对六弟JW的人生道路带来巨大影响. 那时JW正因一场大病在家休养暂未入学. 见那闲置在客厅的钢琴而产生学琴的念头. 后从师上海音乐学院名教授丁善德,每周前往学琴, 兴趣也与日俱增,从而萌发投考上音的意愿. 他每日苦练往往达八小时以上. 记得那时每当我下课回家后, 我在三楼兄弟们同住的”男生”窝室练小提琴,建文弟在一楼客厅练钢琴, “上下夹击”把全家吵得天翻地覆. 回想起来,也是趣事. 最后,六弟JW在刻苦努力下,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后改习作曲. 于1957年毕业,被分配到西安音乐学院执教. 几年后与同年毕业于上音钢琴系并也被分配到西安音乐学院钢琴系执教的顾YF结婚, 1988年初, 一同移民来美至今. 我们兄弟曾打趣地说过,胡小妹这架钢琴难道不能算是他俩的”红娘”吗! 否则六弟也会与几个哥哥那样考入某理工科或财经类大学,而成为一名工程师或经济师,会计师呢. 可能这就叫”缘份”吧!
这架钢琴一直在上海江苏路我们家客厅放到KQ从清华毕业,又到南京工作并成家后,才由他来沪搬去南京, 完成原来没有意想到的”历史性任务”后, 物归原主. 大概是1980年代中期, 在人民日报上曾看到过一篇对KQ的专访文章,讲述他在一机部南京某设计单位任总工程师,并在攻克技术难关中为国家作出卓著贡献的事迹.
数年前, 在加拿大的五弟XW回北京探亲时, 曾与在南京的KQ和仍在台湾的KR兄通过电话, 得知KR因病需定期洗肾不能远行,而LQ曾遭遇极大不幸,两个儿子均在来美留学时因车祸身亡,老两口则仍在南京养老, 真是情何以堪! 值得让胡家兄弟们欣慰的是,小妹KZ和妹夫钱煦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也未辜负胡梦华伯父,母当年精心培育, 终于结出丰硕之果!
[ * 注 ]: 顺便说一下,我们兄弟与黄J的深厚友情也保持了数几十年之久, 直到他前几年去世. 过去, 我们与他见面时, 总是与当年在重庆时那样, 用四川话亲切地叫他”黄哥哥”或”J兄”, 我们兄弟每到京,津一带出差, 必前往造访. 后来因移居美,加, 见面机会就少多了. 最后一次是2002年五弟XW从加拿大回北京探亲时, 曾代表我们兄弟专程到J兄在丰台的新宅探访.
抗战时, 我父亲在重庆任交通部次长时, 黄父也在交通部电信司任职, 其妹黄X1942 – 1945 年与我和XW弟在扶轮中学初中部同班同学. 而其姐黄Z抗战时在南京内迁成都华西坝的金陵女大与我姐姐DW同学. 其姐夫孙F陵则与我姐夫刘JB也在当时由北平内迁成都华西坝的燕京大学同学. 中美建交后, 1980年5月姐姐DW和姐夫自美国回国探亲, 在北京时还特别邀请黄J和他姐姐姐夫孙氏夫妇与我们大家一起共进晚餐, 并畅谈当年在华西坝学生时代的许多趣事.
孙F陵是著名民族企业家孙越琦之姪. 曾按其叔授权接管及经营孙越琦手中的多项企业, 并于1948 – 1949年与其叔以及当年北平三十几位名仕共同创导和参与”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贡献. 解放后曾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 工商联副主席和民建北京市副主委等职. 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 曾任北京市副市长, 1993 – 2003年联任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GNW 2011年10月于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