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之而来的是充满温馨的蜜月期。男女相悦，人间也变天堂，奈何为时甚短。过完国庆和婚假，前后不到一周，我俩就各自上班了。她回一队，每周来总场看我一次。虽然多了一项生活内容，但是照旧要打扫卫生，洗洗涮涮。有时一觉醒来，我都感到诧异：“难道这就算结婚了？”早知这道门坎这么好迈，以前何必那样畏首畏尾、瞻前顾后？
饶是如此，偌大的农场毕竟有了要牵挂的人。我于是利用工作之便，尽可能转到一队去看望她。进入12月，一队也要推行“两结合”，我就加入了它那个工作组。有一次在晒场，见她和几位北京支边青年制作颗粒肥料。这里没有使用“东方红”那样的劳什子来搞机械化生产，而是采用原始方式，拿大笸箩像滚元宵似地混合肥料成份。活儿不算太累，可当我看到她把笸箩握柄的绳索挂在脖颈上，与对面的人来回摇晃，就感到心里不是滋味，提醒自己回去后立即找陈科长催调动的事。
文燕劳动从不偷懒，所以干同样的活，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力气。有时她带我去集体宿舍坐一会儿，交谈片刻。宿舍条件不好，拥挤、光线暗，除了能挡风遮雨，几乎一无可取。我也就是刚从大草甸回来那会儿，对这样的居住环境还能有几分好感。比起文工队的吹拉谈唱，生产队的劳动生活自然要辛苦单调得多，但她从不向我流露自己的不适应，总说一切都好，调动的事不要着急。她通情达理，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些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种分居日子一直持续到年底还没有结束，我的生活又发生新变化，那就是写作有了眉目。一天中午，快到吃饭时间了，陈科长把我留下，谈及他向石书记汇报工作时，书记说中国青年出版社给党委来信，让我即去北京改写《大荒无极》。我听后激动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也许这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吧！但我想起三月份遭骆主任批评一事，怨气又涌上心头，情不自禁地向陈科长诉了一番委屈。科长听罢，表示理解，说他以前也对此关心不够。这又让我有些后悔。其实在我的写作问题上，他和骆主任立场相近。只不过骆是上纲上线，他则认为我应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经营管理中。幸好我从没耽误过工作，否则他的话也会不好听。
当然，陈科长对我主要还是怜才惜才，甚至曾经暗示我只要“把钢用在刀刃上”，升任副科长指日可待。我也不认为这是什么空头支票，我的能力并不在曹世平之下。到五分场蹲点，曹虽是组长，但我做的工作更多。大报告是我写的，工资改革的主要修改意见也是我提的，甚至连面粉加工厂都是我出主意送给一队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我下基层比他要深入得多，说话自然有底气。不过老曹也非无能之辈，有些意见本是他的，但他宁可我去向领导提。提错了，挨剋的是我；提对了，他是组长，自然有功。这个“小九九”我看得出来，但我一向不喜欢“藏拙”：提就提吧，有啥大不了的，又不是“反右”。工作上这点事，想那么多干吗？早解决早收摊，大家都可以轻省点。
转至元旦，我就开始整理旧稿，以减轻到北京后的压力。我虽已写出19万字，但还是当年给北京出版社的9章10万字比较成熟。后来我把前5章寄给中青社，再次挂上号，说明慢工确实出细活。其余9万字主要是一年内突击出来的，比较粗糙，且尚未收尾。写长篇小说，越到后面越困难，我的架子搭了拆、拆了搭，一直搞不利索。不过对此我并不担心，到了北京问题都能解决。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很好，又拥有那么多素材，只要到时跟编辑把大纲敲定，往里面填血填肉还不容易？所以我花一个月又改出6章来，寄给中青社，就觉得万事大吉了。
中青社的来信，我从党办要来抄录了一份，内容如下——
中共国营867农场委员会：
负责同志：
您场计划科烟雨蒙同志寄给我们小说《大荒无极》的前五章初稿和后面部分的提纲。我们看了这些稿子，觉得作品通过一个共青生产队反映建设北大荒的斗争，较好地表现了北大荒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激情，生活内容比较充实，对广大青少年读者有教育意义。
我们曾向您们了解作者的政治思想情况，承于8月24日复信，经研究后，我们觉得根据本人的表现，还是可以出书的。我们想进一步同作者联系，请他将全部稿件整理出来，并与他一起商量修改定稿，不知您们意见如何，特函请示。如果您们同意，是否能给他两三个月的创作假期，请考虑，并请研究决定后，尽快复示。
恳请您们大力协助。盼复。
敬礼！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5年12月11日
这封信我是元月三日拿到手的，距陈科长找我谈话已过去一周。说实话，我看了以后感觉很不舒服，如骨鲠在喉。什么叫“根据本人的表现，还是可以出书的”？好象我属于“劳动改造、以观后效”人员，只是因为“后效”不错，才进一步从宽。中青社向农场“了解作者的政治思想情况”，这边当然由政治部负责回答。以骆主任对我的看法，“8月24日复信”不会都说好话，甚至可能提及我曾被内定为“中右”。尽管江苏军分区已派人来为我“平反”，但那件事搞得像偷奸一样上不得台面，想来不会对政治部产生什么影响。
中青社这封信远非我想象的那样热情洋溢，而是相当勉强，令我大失所望，一连两天都没兴致改稿。接着又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秦元副场长不同意放我出去两三个月，因为场里最近任务很多，尤其要在哈尔滨搞图片展览，需要我撰写文字说明，甚至想让我去现场解说，那就得拖到4月份了。我自忖和他有些交情，跑去磨了半个小时，最后也只讨到40天假期，还要先把图片说明搞完，所以迟至3月初才能动身。
不久，中青社又来一信，说贵场政治部只同意给40天创作假，因时间较短，建议我留场写，以后再考虑如何修改。但如去京，也欢迎。
这事别扭极了！中青社本来就不冷不热的，眼看“贵场”也不太支持，索性丢手，于是“去京”成了我的个人选择，真是尴尬莫名。但我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要去。在这里呆着，半年也未必能挤出40天来搞创作。事实上，去年3月稿子寄出以后，我的作品就没多少进展。隔三差五要下去蹲点，回来又要写报告，哪有什么时间“不务正业”？我能见缝插针把婚结了，都属奇迹。
第二层考虑：去北京终究是一件极光彩的事，我好不容易熬到出头之日，哪能轻易放弃呢？在中青社写作，本身意味着一种认可，就像孕妇到了快生的时候才会住进产房。而在农场写作，我只不过是个普通“文青”，这样的人周围不下七八个。那封信虽然不够热情，但还是明确向我发出了邀请。考虑到我的政治出身，这已经算是青睐有加，我干吗还要死抠字眼呢？
必须抓住此次机会，把作品拿出来。我的命运，连同文燕的命运，都会发生根本改变。我感到自己就像一只振翅欲飞的小鹰，一旦摆脱腾空时的羁绊，就可以在蔚蓝的天空翱翔，再没有什么力量能把我拽下来！】
2022-9-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