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当付总理古今中外独一无二
陈永贵常说：“今后，再也不会有毛主席那样伟大的领袖会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的人了。”《农民当付总理》，古代没有，今天没有，走资派特色政府中没有，外国也没见过。只有在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过，不但是农民，还有工人，基层的士兵和社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
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却让毛主席对他青睐有加。在天安门上，毛主席问：“永贵呢？永贵在哪”？在会议上，毛主席又问：“我怎么也找不见永贵”。在宴会上，毛主席还是会问：“永贵呢？永贵坐到我的身边来。”是什么样的人能让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将他常常挂在嘴边？当然是为革命事业做过突出贡献的人，能为全国人民谋福利的人，中国共产党中优秀的党员，政治清廉的官员，光明正大的付总理，这个人正是新中国毛泽东时代《文革》中的中央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面对夸奖他总是笑笑摇头说“我就是一个平凡农民，只是把该做的事做了而已”。他是一个农民不假，但做的事可以平凡而伟大的，以至于毛主席到了哪里都要找到陈永贵，与他握手、相互交流。
毛主席说陈永贵虽为中央官员，却永远是农民的模样，这说明他是一个没有脱离群众的好干部，是值得学习的榜样。那么陈永贵的一生都有哪些传奇经历呢？又是什么影响他不断进步，最终被党中央委任为副总理的职务呢？
陈永贵出身贫苦，他是在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之后，获得解放的，因此，他打心眼里热爱毛泽东，一心一意听毛泽东的话，跟共产党走。他当上大寨的党支部书记后，一直按照党的指示工作，而且，由于他有一定的政治头脑，组织能力强，工作上办法多，对自己要求又严格，因此，他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几乎每项工作都能够带领群众干出成绩来。中央号召农村搞合作社时，陈永贵率领大寨部分农民于1952年建立了合作社。1956年，中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在全国普遍试办高级社的时候，大寨成立了高级社。
作为大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既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又能够在生产劳动中处处带头苦干，因此大寨大队的党员和群众都听他的。在他的领导下，大寨大队的生产每年都有新的发展，集体经济越来越巩固，群众的生活水平也稳步提高。但陈永贵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在带领大寨农民整修土地，建设稳产高产梯田的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农业生产管理制度，同时，还总结出一套通过做思想工作，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党支部工作经验。这些制度和经验，在当时的中国农村来说，确实是凤毛麟角，也确实是先进的。
于是，山西省委决定，在全省宣传陈永贵这个典型，推广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这样，在上世纪60年代初，山西全省掀起了一个学习陈永贵、学习大寨大队经验的高潮。
1963年夏，大寨大队遭遇特大洪水。严重的自然灾害给大寨大队带来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大批社员房屋被冲毁，70%的农民无家可归。尤其严重的是：陈永贵带领大寨农民辛辛苦苦干了十几年才修好的梯田，全部被洪水冲垮，庄稼和土壤全部被大水冲走。这时，许多社员都失去了信心，他们找到陈永贵说，地冲垮了，房子也冲毁了，咋办呀。陈永贵信心十足地说：咱们人没有少一个，人还在，这就是胜利。只要人还在，地冲垮了可以重修，房子冲垮了可以重建。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得知大寨受灾的严重情况后，十分重视。山西省委决定从国库中调出一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从地方财政上再拨一部分救济款，扶持大寨大队。
但出乎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负责人意料之外的是，当救济物资正要发下去之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全体党员得知消息后，做出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决定，即：不要国家救济粮、不要国家救济款、不要国家救济物资；当年社员口粮不少、社员收入不少、上交国家的统购粮不少。当时，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很多干部不相信大寨大队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有的干部认为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是吹牛皮。但是，陈永贵和大寨大队党支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作出了回答。
1963年下半年，大寨大队的社员在陈永贵的带领下，以极高的干劲，抢修梯田，重建房屋，抢种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苦干，大寨在大灾之年夺得了大丰收。1963年粮食产量不但没少，反而比上年增产，平均亩产达到700多斤，总产量达到了20多万斤，不仅社员的口粮充足，还上交给国家12万斤粮食。被大水冲毁的房屋重建后，反而比原来的更好。社员们对大寨党支部十分信任和拥护，他们集体主义观念更强了。这确实是创造了一个奇迹。
1964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通讯报道，配发了社论。这样，北京也知道了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中共北京市委还请陈永贵去介绍经验。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应邀去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向数千名干部介绍大寨的经验。他没有任何稿子，却毫不怯场，往那里一坐就开讲。而且，听众发现，这个农民干部讲话时，口齿清晰、条理清楚，讲话充满了辩证法，有很高的政治水平。陈永贵的讲话折服了北京市的几千名干部，他们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后，专门组织了学习和讨论，有的人还写了很长的心得和笔记。
但是，此时忙于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毛泽东并没有听说陈永贵这个人。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南下了解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28日毛泽东到达河北省邯郸市，在那里他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请到专列上，听取他们的汇报。陶鲁笳在向毛泽东汇报时专门提到了陈永贵。他是在向毛泽东汇报农村“五反”情况时提到陈永贵的。当时毛泽东特别关心农村“五反”情况，关心农村干部不参加劳动，反而拿高工分，从而和社员的收入出现较大差别的问题。
陶鲁笳在回答毛泽东这方面提问时说，我们山西省有一个大寨，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的经验好。接着，他向毛泽东汇报说，大寨的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坚持政治挂帅，始终坚持在生产第一线参加劳动，管理上也有一套办法，有制度，不繁琐，干部工分与社员工分有差别但不悬殊，防止了高工分现象。陶鲁笳还特别提到：关于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前一段时间《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通讯《大寨之路》，还配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陈永贵也被北京市委请到人民大会堂向几千名干部介绍了大寨的经验。陶鲁笳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说：《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北京市委请陈永贵来讲，我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关于陈永贵的材料？陶鲁笳回答说：有，回头送给主席。
毛泽东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陶鲁笳拿起笔来，给毛泽东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后，毛泽东又拿起毛笔，在纸上写下了陈永贵三个字。陶鲁笳告诉毛泽东，陈永贵从小没有上过学，本来不识字，但他十分刻苦，繁重劳动之后，坚持自学，现在已经能够看报纸，还能借助字典读《毛泽东选集》。陈永贵虽然文化不高，但讲话却有条有理，充满了辩证法，引用的例子都是人们生活特别是农民生产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很能说服人，赵树理听了他的报告后说，陈永贵的讲话水平高，有辩证法。陈永贵的事迹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毛泽东明显表示出对陈永贵的好感来。毛泽东对陶鲁笳说，穷山沟里出人才，出好文章。唐朝有一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是山西人，在我的家乡湖南做官，他做官的地方也是山区，他写过很多好文章。接着，毛泽东叮嘱陶鲁笳，一定要把陈永贵的材料送给我。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
自从听了陶鲁笳的汇报后，毛泽东对陈永贵的事迹十分关注。他到南京后，一直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各地干部提起陈永贵的事迹。他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的前途命运的角度思考了很多。他对陈永贵事迹的肯定，不限于表面的对一个劳动模范事迹的称赞，而是考虑得更深。他首先考虑的是陈永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情况下，这种精神显得特别宝贵。
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在会议上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山西有一个陈永贵当党支部书记的大寨大队，陈永贵领导的大寨大队，就有一种精神，他那里就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此时毛泽东考虑陈永贵的事迹，更多是着眼于陈永贵带头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的角度。毛泽东认为，这是解决干部脱离群众的好办法。只有这样，中国的干部才不会变成修正主义者。中国才会防止出修正主义。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71岁生日，毛泽东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在毛泽东请的人中，有一些大区书记，也有一些中央高级干部，更特别的是，有许多全国劳动模范，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宴会之前，毛泽东就向周恩来交待，一定要请到陈永贵，我要和他见面，和他谈一谈。当天中午，陈永贵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这天，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他握手。
陈永贵见了毛泽东，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毛泽东热情地请他在自己身边落座。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对陈永贵说：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周恩来替毛泽东翻译后，陈永贵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永贵说：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
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情况、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有知识，他才是真有辩证法，他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我们的一些干部脱离群众，就很蠢，就没有陈永贵这样的水平。”
毛泽东对陈永贵说，你能看报纸，能读书了，这很好，不过，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把你的经验总结起来，教给我们的同志，教给我们的高级干部，让他们也多懂得一些辩证法。毛泽东还说，你要继续保持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还说，大寨要搞科学种田，提高产量，给全国带个头。陈永贵向毛泽东表示，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奋斗到底。
毛泽东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十分重视结合读这本书来研究苏联变修的问题。他形成了这样的认识：苏联变修，是因为人民没有真正的管理国家的权力，在苏联，法律和各种文件在表面上说，工人是企业的主人，但是，在企业里，工人只是被管理者，说话不算数，没有管理企业的权力；表面上农民是农庄的主人，但是，农民只是劳动，没有管理集体农庄的权力；表面上，士兵是军队的主体，但士兵只能服从命令，没有管理军队的权力。
总之，在苏联，人民实际上没有权力，公民不是国家的主人。这是苏联变修的根本原因。中国要防止蹈苏联的覆辙，就要采取新办法。新办法之一，就是干部要参加劳动，不搞特殊化，而工人、农民要参加国家的管理。当时，一个特殊的计划在毛泽东头脑中形成：把一批优秀的工人、农民提拔起来，担任重要领导职务，这些干部不脱离生产或者半脱产，能够参加国家各领域的管理，以此给全国树立一个样子，在全国造成一个选拔工农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参加国家管理的风气，最后形成一种制度，将此作为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
陈永贵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当山西省形成夺权之风时，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1967年2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当晋中地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时，陈永贵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对陈永贵的表现，毛泽东是一直关注的，他看到，陈永贵拥护“文化大革命”，并且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当上县和地区一级领导后，仍然抓生产，那里的局势也平稳，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一些老干部也结合进了领导班子，这正符合他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预想。看到这些，毛泽东对陈永贵更加赏识了。
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任命副总理12人，陈永贵在12位副总理中排名第7。 陈永贵当上国务院副总理后，他的家仍然安在大寨，他本人也常在大寨。他家的生活来源，靠大寨给他记一个中等劳动力的工分和中央每月给他的100元钱伙食补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