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两位老师
今年阴历八月十五那天晚上，京城夜空薄云遮月，没能欣赏到中秋月明。今天是公历九月十五日，白天刮大风，入夜星空如洗、皓月当空，月下漫步，边走边聊，说起今年是文革爆发40周年，牵出一串回忆……
命运像一匹难以驾驭的马，岂肯凭人所愿。和我年龄相仿的这拨人生不逢时，该念书时念不成书，该升迁时学历浅薄难肩重任，子女上高校时又逢学费猛增，偏偏那些年职工纷纷下岗，年过半百疾病缠身了又赶上医改……我们的境遇随时运起伏而颠沛，随政策变迁而动荡，可谓多灾多难的一代。
我中学才念了不满一年，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革”，骤然间狂飙席卷，秩序大乱，刚品出一点儿寒窗苦味的中学生，忽然挣脱了考试的束缚，乐颠颠扯起造反大旗，火爆爆冲向为所欲为的天地。先是破四旧、大串联，再是打派仗、下农村，如火如荼，一浪高过一浪，一切虽身不由已，一切又义无反顾。
光阴似箭，十几年之后，当知识重新显露可贵的价值，当时代重新迫使不甘平庸的人亮出学历和文凭时，我们如梦初醒，开始惋惜逝去的韶华。我下决心考大学时已年近而立，怀中抱着萌出乳牙的幼子，拼了四十天，生生把六年才能学完的课本囫囵个儿咽下肚，终于搭上高等教育的末班车。
上的学不多，能熟记于心的老师也没几个，往事大多已被岁月风蚀，变得残损模糊。唯有两名老师以及有关她俩的片段依然记忆清晰。先讲我的小学老师，下次回忆我的初中老师。
朱 凡 老 师
当我们班主任那年，朱凡老师刚30多岁，中等偏高一点儿的个儿，一头短发，精干温和。朱老师性情活泼，是教师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她爱说爱笑，嗓音略带沙哑富有磁性，话语既幽默又率直，颇受师生欢迎。朱老师是西柏坡时代的老教师，毛泽东及众多开国元勋的子女都是她教过的学生，每当她讲起革命战争及建国初期的往事时，会场立刻鸦雀无声，大家全瞪圆眼睛仔细地听。有件事使她在育英学校声誉倍增，三年大饥荒骤临，朱老师带头削减个人粮食定量，援助学生食堂。那三年，我们学生没怎么挨饿，朱老师等教师们却明显消瘦了，老师在我们心目中的崇高形象是这样树立起来的。
我们班升到五年级时，校方对任教老师做了调整，当我们听说朱凡老师将调到我们班任班主任时，同学们顿时欢呼雀跃，快乐得忘乎所以。为此，同年级另外三个班的学生整整嫉妒了我们两年。
那两年，朱老师既当我班的班主任，同时教好几个班的语文和作文课。我开始爱上作文，与朱老师鼓舞有关。一次作文课，朱老师布置给我们的题目是给亲友写一封信，那时我的父母在国外工作，做为长女我经常给父母及亲戚写信，所以我不怵写信。我很快写完了一封信，这时朱老师正好走到我身旁，她看了点点头，俯下身小声说：“还有不少时间，你可以再写一篇。”望着老师充满鼓励的目光，积极性一跃而起，我马上提笔又写了一封信，两篇作文都得到朱老师认真的批改。对我们每一点一滴的努力和进步，朱老师总是及时给予热情的夸奖，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赞扬更能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呢?在朱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班同学进步非常显著。
（朱老师离世多年了，这是朱老师晚年与我班几位同学的合影）
育英小学是寄宿制，常有学生因家中无人照顾，星期六也不回家，学校老师轮流加班，在周末的两夜一天里照料留校学生。有一次我和几个孩子留校，轮到朱老师值班，星期天炊事员家里临时有事不能开伙，朱老师请我们到她家里吃饭。朱老师及她的大女儿清清姐包饺子，我们几个孩子和她的小女儿在一旁嬉笑打闹。无意中，我看见朱老师频频用慈爱的眼光朝我们望着，我觉得特别温暖，心里甜滋滋的。
吃完饭，朱老师发现我们两个女生的头发脏了，就张罗着为我们烧水洗头。她一边用温暖柔软的双手在我头上揉搓，一边告诉我们怎么才能把头发洗净。当她用一块大毛巾为我擦去发间水迹时，我闻到老师身上那股母亲特有的香暖气息，联想起远在欧洲的妈妈，鼻子一酸泪唰地流出来。朱老师说了声“傻丫头”用毛巾为我擦泪，不知怎么我叫了声“妈妈”，一头扑进了朱老师的怀里……
（朱凡老师仍然身体健康，目前在呼和浩特市居住，坚持生活自理。去年“凤凰卫视”为她举办过一个专场，请来一些同学和朱老师座谈，当时我在外地开会没能参加。今年春天朱老师来北京时，我见到她依然健康，像60来岁的人，开心极了！）
张基兰老师
文革爆发已经整整40周年了，40年前发生的一件事我无法淡忘。初中一年级还没念完，突然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文革，我们班近40个13、14岁的半大孩子，在极左风潮助推下，极其荒谬地参与“揭发批判”校长和班主任，给无辜的校长和老师带来一场深重的无妄之灾。
我们的班主任名叫张基兰。张老师平日不苟言笑，略显严肃，课讲得一板一眼，逻辑严谨。她65年开始教我们语文课，转过年春末，正逢学年末开始复习迎考时，一阵紧似一阵的文革风暴吹乱了校规，师生们被迫停课，先是听广播、学社论，接着请工作组、斗走资派，整天开批判会。校长、教导主任被轮番揪上台挨批斗，紧跟着出身不好的老师们也被一一揪上台陪斗。台上站了两大排，工作组还嫌不彻底，继续动员“革命小将”深揭狠批。
我们初一（1）班一些人沉不住气了，提出“不挖出身边的牛鬼蛇神誓不罢休”的口号，一连几天召集班会，逐个搜寻每个老师的“问题”。由于刚入学一年，只有班主任和我们较熟悉，找她的疑点自然容易些，于是张老师成了攻击的靶子。动员会很快变成揭发会、控诉会，全班近40个学生每人把以往张老师的劝告、批评都充满委屈地当“罪行”揭发出来，越说越气，有人提议“给她写大字报，彻底揭发披着老师外衣的反革命分子!”。
写大字报和开批斗会是当时最时髦的两件事，学校的经费都买成纸和墨了，只要说是写大字报，笔墨纸张充足供应。一个男生主动请缨，率先执笔，把同学们信口说出的话上纲上线地写在大白纸上，把不久前张老师刚教过我们的边叙边议的写作方法，尽情挥洒在揭发和咒骂张老师的大字报上。有些同学围在旁边为他鼓劲，信口开河提供着一些例证，说出最解气的话，执笔人挑最恶毒的话写在纸上。有人异想天开，突然说“张老师是个基督教徒吧？你看她的名字中有个‘基’字，而且她家住在东单米市大街，就在基督教协会附近。”此话一出，一帮13、4岁的孩子竟纷纷认同，大字报的标题换成《坚决揪出反革命分子、基督教徒张基兰》，两顶吓人的黑帽子就这样荒谬绝伦地扣到张老师的头上。
经过三天“同仇敌忾”的深揭猛批，近60页的大字报围着教学楼张贴出去，在校园引起一阵不小的轰动。张老师随即遭了殃，被圈入牛鬼蛇神的行列。眼见无辜的老师身陷逆境遭劳改受羞辱，我们也傻了眼，一时间禁若寒蝉，当初只顾在革命洪流中冲锋陷阵胡乱投出那颗重磅炸弹，没成想真炸伤了关怀爱护并教导我们的好老师，同学们嘴上不说，心里懊悔不迭。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初不谙世事惹祸生灾的我们已是一群中年人，在其后的岁月里少不了饱经风霜，遍历坎坷。当插队的、从军的同学陆续返京安定下来以后，开始互相联络，同学们不约而同地表达出同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向我们的张老师表达深深的歉意，这份经过动荡沉积下来的歉疚，已经如同喷射到天幕上的熔焰一般明亮而激切，同学们凑钱买了一对景泰蓝花瓶，一个细密的活动计划诞生了。
1990年10月中旬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带上景泰蓝花瓶，开车到家门口接上张老师。令人欣慰的是张老师不像我们变化那么大，仍和记忆中的模样相差无几，并不太显老，慈蔼的脸庞上洋溢着喜悦。那天上午我们到京郊怀柔登上慕田峪长城，下午又泛舟雁栖湖上，重聚在昔日班主任张老师的身旁，大家快乐地唱着歌，一起合影留念。午后我们郑重地献上景泰蓝花瓶，当面向老师真诚道歉，以弥合当年愚莽给老师身心造成过的重创。张老师极尽师恩地说“哪里能怪你们，你们那时还是小孩子！”听到这话，泪水夺眶而出，我转过头不去擦，让热泪洗涤心底的耻辱。往昔的伤痛、无奈和愧悔，在那次师生重聚与正式道歉后悄然消融……
作家冰心生前曾说过：“教师是最辛苦而又快乐的职业。”但愿更多人热爱教师这一职业，不断耕耘获得快乐；也希望所有的学生尊敬师长，聆听师长的教诲。祝福普天下的教师们！
于向真 2006年9月15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