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世纪前的裸捐
以此文纪念孙孟晋先生诞辰130周年。
十年前比尔·盖茨与华伦·巴菲特联合发起的一项行动，敦促世界上最富有的个人与家族做出承诺，捐赠过半的财富来改善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最近有免税店Duty-Free Shoppers（DFS）的共同创办人查克·费尼（Chuck Feeney），一生中裸捐75亿美元，日前在租来的公寓内离世。 其实早在五十年前浙江瑞安玉海楼的第三代继承人孙孟晋先生就有将万贯家财捐与社会之义举。
孙孟晋（1893 - 1983），又名孙延钊，1913年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历任北洋政府财政部官员，盐务署科长，温州图书馆馆长，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浙江通志馆总篆。1949年后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编篆组长，浙江文史馆馆员。
瑞安玉海楼鸟翰
浙江省南部的瑞安是名人荟萃之地，文化之邦。自古民间传说“瑞安出才子”。市中心道院前街5号有个与浙北南浔的嘉业堂，浙东宁波的天一阁，嘉兴海宁的别下斋齐名的闻名浙江的四大藏书楼之一-----玉海楼，江南著名的藏书楼之一，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成为瑞安的文化地标。鼎盛时期，玉海楼藏书八九万卷，现瑞安博物馆藏玉海楼古籍就有三万余册。其中，珍善本四千册，以名家批校本，乡邦文献闻名，有17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5部入选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玉海楼最初由孙依言，孙诒让父子于清同治十四年（1888年）建造，集藏书楼，民居及园林为一体，总占地面积约8000平方米。而孙诒让即为孙孟晋的父亲，孙依言是孙孟晋的祖父。
孙依言（1815-1894），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休，安庆知府，江南盐巡道，安徽按察使，湖北布政使，江宁布政使，光绪五年（1879年）以太仆寺卿致仕回乡。孙依言长期为官，臣游各地，孙氏父子在苏，浙，鄂，皖一带广泛收集各种书籍，除了大量的书籍之外还收藏了不少珍贵文物。孙氏家族受到书香的熏陶，埋头玉海楼的书丛中，常年与书为伴。
孙孟晋的父亲孙诒让（1848-1908）是成就卓著的一代硕学，也是晚清温州维新浪潮的引领者，晚年致力于兴办地方教育和实业 致力于地方教育，从1895年至1908年的十三年间,他亲手创办和领导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三百多所，包括今天出名的瑞安中学和温州中学的前身，推动了浙南，特别是温州地区的近代化进程。有“晚清经学殿后”“朴学大师”之誉称。其所著的《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本考释甲骨文的研究著作。章太炎先生称其为“三百年绝等双”。
孙孟晋是孙诒让的次子，幼承家学。因为祖父孙依言，叔祖父孙锵鸣，父亲孙诒让都是晚清著名学者，使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儒学训练。打下了坚实的儒学基础。孙氏三代受到书香的熏陶，埋头玉海楼的书丛中，常年与书为伴。
1908年孙诒让去世之后，孙孟晋就因其学历及资历成为继孙依言，孙诒让之后孙家祖业的事实上的第三代继承人。1927年时孙孟晋更辞去财政部的官职，回老家定居。在玉海楼闭门潜心整理保护父辈留下的图书文献。而此时的中国正进入动荡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日本侵华战乱年代。此时的孙孟晋另一个引人注目的举动便是开始陆续将玉海楼珍藏捐献社会。
孙孟晋先生捐赠浙江博物馆之文物
1919年 （民国八年）瑞安创办公立图书馆，他从玉海楼藏书中拨出3600册，作为瑞安图书馆的基本藏书。予建馆以很大支持。
1947年，又将祖，父两代玉海楼藏书之精华465部2990册以及永嘉丛书印版2460片，文物38件，捐赠浙江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后全部归杭州大学图书馆特藏。
解放后的1950年，捐赠温州市文馆会文物资料180件。
1951年，又将玉海楼尚存藏苏2.2万册，全部捐赠温州图书馆，其中明版善本及各家批校本近200种。
1953年，孙孟晋将玉海楼藏书和文物捐献国家。藏书包括孙诒让大部分遗著的稿本及其诸多名家批校本，由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前身）接收，现珍藏于浙江大学图书馆。在浙江大学入选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75部古籍中，玉海楼旧藏共计50种，占总数近三分之一。玉海楼收藏的历代文物则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接收，后移交浙江省博物馆保存。
最后一次是在1974年。从1919年26岁第一次捐书瑞安图书馆起一直到1974年81岁止，一生捐出无价之宝无数。
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一直在问：为什么？是什么原因趋使他把包括玉海楼数以万计的藏书在内祖上历代所留的一切，自民国初期的1919年起就分数批捐献给国家？我想这还是要从孙孟晋先生所受的家教以及他一生的经历来寻找答案吧。
今天看来个人觉得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使然。首先是受到祖父孙依言以及父亲孙诒让的思想影响。 孙依言在《玉海楼藏书记》里，有这样一段记载：“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者，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无欲为一家之储也。”如此“藏书为用”成为孙家祖训。 孙诒让在学术领域的契而不舍追求以及出巨资兴办教育，这种治学精神和境界对孙孟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将藏书视为第二生命。其次是受到清末民初所兴起的“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的人文理想影响，书籍作为前人智慧的结晶应该是给众人看的，当时在中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公办的图书馆。而今天图书馆的雏形就是当年的藏书楼。自中年起孙孟晋先生就接承玉海楼，成为孙依言，孙诒让之后的玉海楼第三代传人，当时正值乱世之中国，大量的藏书分分钟会有毁于天灾人祸战乱的顾虑。抗战时为了躲避战乱他曾经雇请数十人用扁担藤箱挑着书籍的精华部分风餐露宿东躲西藏，其中之操劳和艰辛恐怕也只有当事人体会深切。即使在太平时期大量的书籍也需要经常予以整理翻晒均需倾注大量心血。这些经历使他感受到为使藏书得以妥善保存个人之力实在是有限，放眼民间的几百个大小藏书楼少有善终。更有晚年时受到的与中国的政治相关的影响，特别是文革时耳闻目睹了社会上对于传统文化所造成的冲击破坏。所有这些促成了孙孟晋先生陆续倾其所藏，最终息数捐予国家之举。
1974年，孙孟晋先生将最后一批长期随身携带的大量珍贵名人大家字画以及先人遗著手稿和自著手稿7种37册，分赠北京图书馆和温州图书馆。这一年他81岁，自此一无所有。孙家的后代虽然在物质层面没有自祖上承接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在精神文化层面，能够看到历史的传承。其后代在美国事业顺利，更是学业有成。令人欣慰的是孙孟晋后代曾孙子以及曾孙女均得以进入美国的名校攻读学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