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找到了茨冈女神的普通人胡适之（中）和（下），以飨读者。
普通人胡适之 （中）
作者:
茨冈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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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蒋先生的不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日本人对胡适之的巡回演讲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日本人知道美国佬一个个傻乎乎的，根本架不住胡适之的天天忽悠。那是在战时，没工夫跟胡适之逗咳嗽。若要搁现在，日本人非得组织一个写作班子九评胡适之大忽悠不可！
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在一篇报道里转述了日本英文报纸《日本时报》对胡适之在美国巡回演讲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幕后支持胡适之以中国驻美大使的特殊身份到处演讲表示极为愤怒，因为胡适之的演讲目的只有一个：刻意激起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最终将美国拖入与日本的直接战争。
日本人看得准。
老蒋是二货。
老蒋在日记里说胡适之除了到处演讲到处收获博士帽什么也不干，真是很过分的胡扯。
实际情况是：胡适之以一介书生之勇，凭借他和罗斯福以及美国政府的良好关系，为国家做了许多演讲之外的大事。
当然，胡适之的演讲也绝不是小事，日本人精准的看透了他的心思：拖美国人进入战争。
近年来，一些美国历史学家开始提出一个议题：最后一分钟。
这些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对日宣战的缘起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而这件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要怪就怪中国大使胡适之。
所谓“最后一分钟”，就是指胡适之在美国对日本的妥协协议就要签字的最后一分钟，胡适之进行了激烈的抗争。
1941年9月，美国和日本开始秘密谈判。
谈判的主题是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
当时美国的主流民意大家都知道，就是惧战，就是绥靖，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正义事业道德上的援助可以有，物质上的援助也可以有一点，但人人都反对直接跳入战争泥潭。
在这样的氛围下，美国和日本开始谈判。
日本的要求很简单：放弃对中国或明或暗的道义支持和物质援助，与日本保持和平现状。
在美日谈判期间，胡适之不停的往来于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赫尔之间，或动之以情，或晓之以理，严防美国人背信弃义做出危害中国利益的事来。
但是，在国内一片绥靖主义的气氛笼罩下，罗斯福纵然聪明睿智，但他惹不起国会，还是准备要和日本签署这个出卖中国利益的妥协协议。
胡适之闻讯大惊！他了解中国的情况，苦撑四年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已经快要撑不下去了。如果美国停止对华援助，不管是物质援助还是道义援助，中国都可能崩溃。
9月24日，胡适连同英国驻美大使一同紧急约见国务卿赫尔。丘吉尔与法西斯战斗的勇气举世皆知，英国人强烈反对美国与日本的妥协协议。在会见中，胡适和英国大使都要求看一下美方草拟的协议书。赫尔不得已，只好给他们看了。胡适之看罢当场向赫尔提出强烈抗议，并请英国大使立刻向丘吉尔报告。
丘吉尔仔细研究了协议书文本，深思熟虑后决定与中国站在一起，坚决反对美国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与日本法西斯妥协。丘吉尔指出：如果中国在东方战场因此崩溃，将大大增加对英美两国的压力。
这个出卖中国利益的妥协协议在签字前被搁置。
1941年11月26日，美国政府正式决定撤销这个协议。12月7日，日本政府的谈判代表最后一次面见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坚定地告诉他们：不能与日本达成妥协。
此时，胡适之在演讲中接到罗斯福总统的电话，请他立刻来白宫。胡适之立刻赶来，罗斯福总统告诉胡适之：日本的谈判代表刚刚离开，我坚定地告诉他们美国不会与他们的政府妥协——你现在可以正式通知你的委员长了。
胡适之兴冲冲的刚刚回到使馆，就收到了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当晚，胡适之在日记里幸灾乐祸的写道：“这使我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
美国就此进入对日战争。
据说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叫什么查理.比尔，写了一本据说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书里说胡适之是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因为本来可以避免美日战争，但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之的圈套，才惹起日本海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进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我查不到这本书，我怀疑没有这本书，是胡适之的粉丝臆造的。
美国与日本的怨恨，既不是胡适之能结的，也不是胡适之能解的。把大国博弈演绎成某个人的道德勇气，百分百是靠不住的。
其实，早在侵华战争的最初时刻，日本便极其注重维护与美国的所谓“亲善关系”。与体量巨大的美国维持亲善，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是可以从美国大量进口石油和废钢铁等战略物资，以利于进行战争；二是让中国破灭对美国援助的幻想，快快投降。但是，日本图谋的是独占中国，这就已经触犯了美国的利益。这也是无奈的事，因为国土狭小的日本为了支付侵略战争的需要，必须控制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所有资源。
于是，日本开始试探。
1937年12月，南京即将陷落。当时停泊在南京长江岸边的美国军舰“帕奈号”起锚驶往上游躲避战火。途中还被日军强令停航，日本兵登船检查。“帕奈号”舰长告诉日军，为了远离战争，严守中立，他们预备停泊在距离南京二十八里的地方。
12月12日11时，“帕奈号”停泊在安徽和县附近的江面，船上高悬星条旗。
舰长认为这下绝对安全了。
然而，美国人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天下午13点，三架日本战机径直扑来，连一丝犹豫也没有便开始对“帕奈号”军舰狂轰滥炸。舰长身负重伤，大副接替他指挥战斗，命令所有舰载机枪向日本战机开火。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向日军打响的第一枪。
日军遭到美军反击后，不但不退却，反而又调来大批战机持续轰炸。20分钟后，“帕奈号”被击沉。
与“帕奈号”军舰一起被击沉的，还有三艘载有美国侨民的商船。
消息传到美国，朝野震惊。
罗斯福总统很生气，但也就是生气而已。因为国会议员里虽然主张对日本使用武力的人数增加了不少，但还是没有主张绥靖的议员多。
美国人的“怂”其实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你认为美国人可以为了道义不顾利益，那就大错特错了。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因为大量向日本出售军事物资而赚的盆满钵满，他们很容易算出为了一艘军舰三艘商船值不值得放弃肥的流油的生意。
于是开始了外交辞令：美国提出抗议，日本赔礼道歉。
当时在长江停泊的英国船只也遭到了攻击，英国政府建议美英两国联合向日本提出抗议，但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美国国会的资本家代言人很会算账：宁可牺牲在华利益，也要维护日美贸易。因为对中国的贸易量很小，而对日本的贸易量极大。
日军试探美国的反应后，立刻大举进军，迅速控制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
然而，“帕奈号”事件还是慢慢影响了美国，特别是当日本海军封锁中国沿海并扫荡东南亚后，美国朝野对日本即中日战争的态度发生了虽然缓慢但无可挽回的变化。
1938年初，美国政府终止了对日贷款。
1月28日，美国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分别批准了美英联合对日作战的计划。
6月1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谈到日本轰炸广州时表示：美国政府不批准向轰炸平民的国家出售飞机和航空装备。
“道德禁运”随即开始。
美国政策的转变让日本人吃了一惊，但是这些蠢货不愿意放弃在中国攫取的利益。于是，1940年7月，美国对日本实行航空汽油、润滑油、铁矿石和废金属禁运。1941年1月，《美日通商条约》期满，美国政府通知日本：不再续约。
同时加大对华援助。
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日本占领东南亚后，原本占世界锡产量第三的荷属东印度，如今断绝了对美国的出口。而英属马来亚的橡胶也换了主人，日军同样拒绝向美国出口。
到了欧战爆发，美国对日本的态度愈加严峻。
到了1941年7月，日军继续南进，西方的所有殖民地几乎都落入日本手中，彻底改变了太平洋原有的政治经济格局。
对此，罗斯福政府的回应是：冻结日本在美全部财产，立刻实行严格的石油禁运。
日本军部的傻瓜们开始准备对美战争。他们知道，他们竭力储备的石油只有两年的用量。而每坐等一天，就要白白消耗一万两千吨！
12月1日，日本召开了“御前会议”。这次会议给美国定了性：蒋介石的代言人。会议指出：如果再不采取行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和中国事变以来的一切成果统统将付诸流水。”
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
这样的一场战争岂是一个满怀正义而又能言善辩的使节所能引发？
况且，那段历史并不遥远。有一些史家认为：战前的那场日美谈判就是日本人的一个幌子。
史料记载：12月7日下午2时5分，日本驻美大使野村陪同日本谈判代表来见美国国务卿赫尔，而赫尔刚刚接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电话，告诉他日本海军正在袭击珍珠港。赫尔怒视着野村大使说：我做梦也想不到，地球上竟然有如此装腔作势和撒下如此多弥天大谎的国家！
本来胡适之在美国做大使做的兴趣盎然，谁料到蒋介石派来了宋子文。
胡适之看不上宋子文。按理说，以胡适之那样的名气，好多事情应该很超脱才是。但别忘了，他是一个普通人。
1939年10月，远在美国的胡适之看到报纸上说蒋介石要进行政府部门改组，而宋子文将取代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将取代陈光甫出任贸易委员会主任。胡适之急得要命，立刻给他的好朋友陈布雷发电报，请他转给蒋介石，说宋子文这个人个性太强，不好与别人合作。
看出普通人来了吧？人家要任财政部长，你在美国做大使，首先你跟他就不用合作，别人好不好合作是别人的事。
官场人事，太热衷了不好。
而且都是谣传，宋子文并没有做财政部长。
但是，“个性太强不好合作”的宋子文虽然没做财政部长，偏偏来美国跟他合作了——1940年，蒋介石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美国借钱。
蒋介石在看人上有时不大准，但看国家看得很准。经过一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蒋介石通过不断的比较、分析、研判，认为美国有可能是最靠得住战略伙伴。他说：“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必能有所作为。”
这段话用口语说就更明白了——英国那家伙贼精，想忽悠他可不易。俄国人家有列宁主义，向他们求援都是瞎耽误工夫。只有老美是个民主的国家，也不管控舆论，报纸想说啥说啥，比较容易引起他们行侠仗义的欲望，而且罗斯福总统格局大，确实有解决整个远东问题的志向。如果能让舆论一边倒，国会再赞同，罗斯福必能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因此，蒋介石才选中胡适之去美国做大使。
蒋先生明白：胡适之是忽悠美国傻大个儿的最佳人选。
胡适之果然不辱使命。那讲演一场接一场，美国人上自国会议员，下自贩夫走卒，一个个被忽悠的如醉如痴啊！
但是，忽悠只是手段，不是目的。
目的是要钱，没钱怎么打仗？
说到要钱，这可就是胡适之的短板了。一介书生，脸皮儿太薄。
1938年10月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就把“政府对美工作方针”电告胡适之：1，英美对于远东合作素为我国所期待。欧战发生，英或倾向与日妥协，且必需求美国援助。我应与美达成谅解，请美严促英国勿与日本妥协，增我抗日之困难；2，促美修正中立法，区别侵略国与被侵略国；3，努力促美政府于最短时间助成对华现金或信用之借款。
但是胡适之在使馆宣布的工作方针居然是“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
到了1940年，蒋介石熬不住了。他在5月17日致电罗斯福，告诉他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经济战，请求美国借给现金以维持币制。第二天，蒋介石又紧急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对他说：“欲争取最后之胜利，吾人有赖于军事之成就者只占百分之三十，而经济因素则占百分之七十。易言之，吾人欲抵制日本之经济威胁，减轻一般国民因物价陡涨而蒙之苦痛，其最利之武器，即中国经济之稳定。”
看着还没有动静，蒋介石决定任命宋子文为中国银行董事长，同时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美借钱。
蒋介石还给宋子文开了一个介绍信，是直接开给罗斯福的。
6月14日，蒋介石致函罗斯福：
因世界局势之剧变，余觉有与阁下交换意见并请畀予援助之迫切需要。因余不能亲来承教，特派宋子文先生为代表，前来华府晋谒，彼固为阁下素所熟悉者。余已授予宋先生代表中国政府在美商洽一切之全权，彼受余完全之信任，且其对国内之情形与对外关系完全明了。敬请阁下惠予亲切之洽谈，一如与余私人接触者然，不胜企盼。
胡适之是中华民国特命全权大使。
宋子文是蒋委员长特命全权代表。
呵呵，该好看了。
按说胡适之与宋子文在政治上都属于“英美派”，而且还曾经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呢。虽然一个政界奔走，一个在学界清高，但来往还是有一点的。但胡适之这个人比较清高，从来不大看得起所谓皇亲国戚。
胡适之1929年的一则日记里记录了他和宋子文的一次交往——
1929年8月6日
宋子文昨天忽然辞职来上海。他托索克思邀我今早去谈，我去了，他把他的辞呈给我看，我看了两遍，不知道他说的什么话。我递给在座的贝祖诒、李铭看了，他们也不明白。子文要我代他起草，我辞不掉，起了一个稿子，后来子文即用此稿发出，所谓“鱼电”是也。
这篇日记还是有一点信息量的。首先是宋子文很信任胡适之，彼此也有交情。其次是宋子文不会写文章，连个辞呈也写不好。
1940年6月19日，宋子文从香港转道菲律宾赴美。担心胡适之不招呼，蒋介石特意给他发了电报：“已派宋子文兄来美，约有二十五日可乘飞机到美。请代为招待为盼。
蒋先生知道胡适之的为人，不发电报他可能真的不招待宋子文。即便发了电报，招待是会招待一下的，但周与不周只能听天由命。
白宫开宴会，邀请胡适之和宋子文等要人。然而，大使馆报送白宫的名单里，竟然把宋子文的座位安排在使馆的秘书席。
这个事情很怪。按道理使馆是不可能搞错的——宋子文是什么人使馆里怎么会不知道？也几乎不可能是胡适之的恶作剧，他不至于如此。
但就是发生了。
可以想象一下宋子文坐在秘书席上的心情。
宋子文抵美一个星期内，两人相安无事。
一个星期一过，胡适之与宋子文的口角开始了。
宋子文
借款工作正式开始，胡适之陪着宋子文分别拜会了罗斯福以及其他美国政要。罗斯福早已收到蒋介石的“介绍信”，自然亲切有加，表示一定会帮忙。回到下榻的酒店，宋子文踌躇满志，认为既然连罗斯福总统都已经答应帮忙，借款看来会很快成功。然而胡适之却不这么认为，他批评宋子文说：“子文你有不少长处，只是没有耐心。这事没那么容易！”
宋子文听的不舒服，随即话里有话的批评起在他之前来美借款的陈光甫来，无非是说陈光甫耗费的时间长，而且借款的条件也并没有优渥。
这次轮到胡适之听的不舒服了，因为之前的两次借款，虽然说是陈光甫负责，但宋子文很清楚胡适之也在里面跑来跑去帮忙。因此，这话是朝着胡适之来的。
说几句这个陈光甫。其实胡适之也并不是坚决不借钱。1939年国民政府派来了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来美借钱，胡适之陪着他一天到晚到处跑，还真借成了两笔。一笔2500万美元，一笔2000万美元。
当然，主角是人家陈光甫。
胡适之在1939年6月22日的日记里讲述了借钱的艰难——
光甫办银行三十年，平日只有人求他，他不消看别人脸孔。此次为国家的事，摆脱一切，出来到这里。天天仰面求人，事事总想不得罪美国财政部。这是他最大的忠诚，最苦的牺牲。我很佩服他的这种忠心。光甫做此事，真是没有一点私心，全是为国家，我最佩服他这种委曲求全的精神。
胡适之当然不能接受宋子文的批评，他对宋子文说：“我要忠告你：第一，你借款的时间不可能很快；第二，你借款的条件不可能比陈光甫的优渥多少，因为陈光甫的条件是在美国现行法律之下无法更优渥的。”
宋子文不爽，于是换了一个话题：你不要怪我直言。国内有人说你讲演太多，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
两人不欢而散。
过了几天，宋子文准备以鸡尾酒会的方式招待美国财政部官员及银行家，要求胡适之出面以大使馆的名义举办。
胡适之拒绝。
宋子文在美国借款其实也是很辛苦的，他和胡适之不仅背景不同，性格、爱好、风格等等都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仅是因为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学者，更因为是西化程度的不同。
都知道胡适之亲美，但他骨子里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中国文化滋养大的。但宋子文则不同，他受的是完完整整的美国教育。
宋子文的父亲宋耀如，9岁便去了美国，他的所有儿女，都在美国受教育。对于宋家姐妹兄弟来说，美国生活方式是融化在血液中植根在骨骼里的。
胡适之的工作风格是中国式的，讲究按部就班、循序渐进、照章办事。宋子文的工作方式是美国式的，喜欢独立务实、心直口快、讲究效率。他对胡适之的办事风格很不满意，尤其是他那四不。
我赞成宋子文。
日本鬼子在中国已经“三光”了，你胡适之还在美国“四不”，说不过去！
而且，宋子文在美国的借款非常有效率。
胡适之协助陈光甫借到了两笔钱，一共是四千五百万美元。胡适之沾沾自喜说是给中国打了一针强心剂。
宋子文张口就是一亿美元。他对美国人说：中国至少需要两亿到三亿美元的外汇支持，而其中的一亿美元立刻就得要。少于这个数字则无济于事，战争就继续不下去，重庆政府就要垮台。
美国国务赶紧询问驻华大使詹森，詹森说确实如此。
11月30日，是日本政府与南京汪精卫汉奸政府签约的日子，美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继续承认重庆政府，并给予中国一亿美元贷款。
这是抗战以来中国获得的最大一笔贷款。
美国方面特别告诉中国代表：美国尚未参战，借一亿美元已经是尽其全力了，“美国政府深盼此款于中国抗战前途有所补助。”
蒋介石得到消息，立即驰电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电文说：“当此日本承认伪组织并与伪组织签订条约，正在敝国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之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
说实话，这笔贷款和宋子文以后的贷款都是他一个人独立完成的，他用不起胡适之，帮忙就是添堵。
签字前一天，宋子文得知胡适之不在华盛顿而在纽约演讲，他立刻让手下打电话给胡适之，说自己有要事跟他商谈，请他不要回华盛顿，就在纽约等他。当他知道电话没能联系上胡适之本人后，又急忙给胡适之下榻的酒店留了电话，让酒店通知胡适之等他。还不放心，又派专人去纽约通知了一回。
当然，宋子文并没有去纽约见胡适之，他也根本没有任何要事需跟胡适之商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你胡适之不要出现在签字仪式上。
他不肯让胡适之分享功劳。
胡适之的日记里是这样写的——
1941年1月10日
W.先生来谈，那一天（11月29日）S.先生（宋子文）夫人等共六人，买了车票去纽约，刘符诚已先到车站等候了，J.J忽然打电话来，说明天日本承认汪伪，美国要有所表示，一万万元大借款也许即可发表。S.先生听了，立刻说，“赶快打电话找到胡大使，说我有要紧事要和他谈，请他今天莫回来，请他在纽约等我，我半夜可到。”这真是“公忠体国”的大政治家的行为！他找不到我，留了电话在我旅馆，还不放心，又分头打电话给李国钦和夏屏方，托他们转告我，务必在纽约等他！我早就明白了他的“巧计”。今天W.先生证实了此意。
呵呵。
紧接着，宋子文再接再厉，又下一城。
1941年12月19日，蒋介石给宋子文发来指示，要他再借五亿美元。宋子文立刻去找美国财政部，财政部要求中方拿出一个具体说明来，以便让美国知道这五亿美元是不是有利于抗战。
宋子文去找罗斯福，罗斯福立刻致函他的财政部长摩根索：“关于对华贷款，我认为目前中国不可能拿出什么担保。但是，我急于帮助蒋介石和他的币制。我希望您能够在这个问题上找到办法。”
但是美国财政部还叽歪。
美国国务院急了，他们对国务卿赫尔说：如果日本与中国达成和解，它将挟中国大陆的资源和人力，对英美在南洋的利益形成更为沉重的打击。如此，极可能引起英国的崩溃，美国将面临独力与轴心国战争的重担。我们现在吝惜一小笔美元，那么几个月内，美国将在太平洋地区失去一个强大盟国。
当天，国务院致函财政部，建议其立即与宋子文达成协议。
1942年2月7日，美国国会决定授权财政部向中国提供不超过五亿美元之借款或其他财政援助。
宋子文与美国财政部长顺利签约并公布协议：中美五亿美元借款，没有规定利息，没有规定偿还期，没有担保，也没有限定用途——双方约定这一切都等到战后再决定。
别以为宋子文有什么神通。
就如同胡适之不可能凭借演说和所谓“最后一分钟”的努力把美国拖进战争一样，宋子文也不可能在陈光甫胡适之费尽心力只能借到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情况下一举拿下六亿美元的巨额借款。
陈光甫胡适之借钱的时候，美国还沉浸在一片绥靖的气氛中。
而宋子文借钱的时候，美军已经与日军打成一锅粥！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1941年12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全会上提议免去郭泰祺外交部长职务，以宋子文继之。
12月23日，消息传到美国，胡适之随即打电话给宋子文。宋子文回答说自己也是刚刚知道，对于是不是就任还在考虑中。
次日，胡适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941年12月24日
我对他（按：宋子文）说，郭复出（按：即 郭泰祺）来时，我曾对他说：“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你知道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你回去时，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请千万不要迟疑。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
他说：“我不是你的上司，我们只是老朋友，我们要合作。”
三天后，12月27日，国民政府颁令：特任宋子文为外交部长。
胡适之在日记里记载了他与宋子文的合作情形——
1942年5月19日
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12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
记此一事，为后人留一点史料而已。
1942年8月15日，蒋介石决定免去胡适的驻美大使职务。
《纽约时报》评论说：“除非国内另有高职等待他，否则此项免职绝对是一项错误。”
毫无疑问，美国人喜欢胡适之。美国人觉得胡适之才是他们的贴心人，中国人就应该都像胡适之一样，有学问，有素质，知进退，懂得温良恭俭让。美国人的观点从来不反驳，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不惜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
毫无疑问，美国人不喜欢宋子文。虽然宋子文说话跟美国人一样直来直去，但你是谁啊？你是中国人！中国人也可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吗？
读者也不要以为宋子文因为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才受到青睐和关照，完全不是。
宋子文一生看不起蒋介石。
蒋介石也从来没有信任过宋子文。
宋子文在1971年4月24日去世，终年77岁。他是宋家最有钱的人，四大家族之一嘛。他的遗产是非固定资产100万美元，不动产价值为四百万美元。
现在有关国民政府的所有档案都在台北和美国公开了，至今还未见任何人提出过宋子文贪污的证据。
不急，我们慢慢等。
胡适之作为驻美大使也很清廉，他在做大使的时候去美国各地讲演400多次，从来没有随员跟着，自己拎包，自己订旅馆。他去世后，梁实秋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胡先生从未动用过一文，原封交还国库。”
他卸任的时候，孔祥熙来电报问他是不是需要钱？他回电说：“弟到任之日，即将公费与俸给完全分开。”
但是，普通人胡适之卸任大使后并未束装回国参加火热的抗日战争。
普通人就是普通人，普通人跟英雄豪杰不同。
胡适之没有回国的原因简单极了。
做大使，几乎没有不带夫人的。
但胡适之一直没让他的胖老婆来。
那时国内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既然可以来美国，为什么不呢？胡适之给江冬秀的信里说明了原委：“为什么我不叫你出来呢？第一，你不懂话，此间没有几个中国家庭，你若在此，未免太寂寞，未免太苦。第二，你不在此，我可以免去许多应酬。有太太在此，你出去应酬，语言上实在太不方便，是叫你受罪。你不出去罢，又实在太不像样子，（有太太在此，若不出去应酬，就像我把她关起来，不许她自由一样），第三，我本来不指望久居，故要减轻担负，可以自由来去。大儿子现在进了大学，每年要一千二百美金。我明年若是走了，就得想法子到什么用金子（原文如此——引者）的地方教一年书，替大儿子挣两年学费。不然，大儿子就得半途退学。一个儿子已是如此，加上太太和小儿子，就更不自由了（现在要想从国内寄美金给儿子留学，是万万不可能的）。因为这种种原因，所以我不叫你出来……”
明白了吧？前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普通人胡适之把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抛在脑后，滞留美国去教书给儿子挣学费去了!
普通人的特点就是真实。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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