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66年 “血色红八月”。
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红色首都。 一群红色贵胃子弟，身上流淌着革命的鲜红色的血液，自命为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他们身着草绿军装，足蹬军用牛皮鞋，腰扎紫红色的军用武装带，手抡铜头皮带，如火山 爆发的岩浆，如惊波万丈的狂涛，汹涌奔突地杀向古都北京的街头……
他们振臂高呼，声振寰宇，气冲九霄:
“誓死保卫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誓死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誓死永做革命的红色接班人!”
“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防修、反修，彻底埋葬万恶的资本主义!”
“红色恐怖万岁!”
“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难受之时!”
他们脚上的牛皮鞋，重重地踏齐脚，古都的长安街，似乎在颤抖……他们又齐声高呼：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革命的就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又高呼: “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社会砸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砸个乱乱的，越乱越好。”
瞬间，杀气腾腾，威武雄壮，声震四野的战歌，飞扬在红色首都的上空:
“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
“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做闯将。”
“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
“革命后代举红旗，毛主席思想放光芒。”
“歌唱毛主席，歌唱共产党。”
“党是我们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
“打到莫斯科!”
“打到华盛顿!”
“打到伦敦!”
我们首都的红卫兵，气冲霄汉，斗志昂扬，如飓风卷地，如巨浪拍空，如雄狮怒吼，三千红卫兵杀向首都街头。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冲决涤荡，摧枯拉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古都北京，立即陷入红色恐怖中。
犹如传说中的世界末日。
二
文革，这无疑是一场风暴。风暴的前夜酝酿的过程，远比风暴更为重要。有统帅的运筹帷幄，有战士的训练，有群众的宣传。
这些红卫兵，他们生于红色革命之家，读于首都名校。当年的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师大附中、四中、101女子中学，都是北京的重点学校，几乎囊括了首都全部的干部子女。
他们有的父辈，是解放军各总部的将领，可谓从奴隶到将军。经济地位，决定了父辈的小农意识，带有某种阿Q精神，造反就是为了打天下、坐天下。坐天下就要万寿无疆!
他们的父辈，有的参加了毛泽东亲自创办的 “农民讲习所”，又参加了被国民党骂为“痞子运动”的打土豪、分田地，打死了地主、富农，又在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过一滚。他们都是在与国民党和内部斗争的幸存者、优胜者。
父辈从江西出发时十万余众，到了陕北不足万人。江西永新人口20万，8万参加红军，1万参加长征，出了4个将军张国华、王恩茂、李文、谭启龙。党内斗争，在苏打“AB”团、清查改组派、湖西肃反、延安整风。湖西肃反，夏曦杀了一万多人。
渔民下湖捕鱼，经常网上死尸，吓得渔民不敢下湖捕鱼。这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父辈有幸活下来了。
父辈的非凡经历，使他们深深地感到权柄的重要，犹如贾宝玉脖子上那块通灵宝玉，一旦失去，落到敌对势力手中，就颠倒过来，变成你活我死了!
那时，那些红卫兵，听不到著名学者易中天的声音：只有让别人生存，自己才能生存。让别人活得好，自己才能活得好。希望所有的人都活得好，甚至为了别人的生存，放弃自己的利益，这是“境界”。至少不妨碍别人的生存，不侵犯别人的利益，不破坏社会环境，这是“底线”。
父辈耳提面命，谆谆告诫，一旦失去政权，就意味着千万人头落地! 其实父辈担心的是他自己和一家人的人头落地!
父辈的忧患意识，警钟长鸣，耳濡目染地灌输到儿女的意识中，所以就培养出一批你死我活的红色接班人。
这是一群时代的宠儿，未来的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他们胸怀凌云志，站在天安门，放眼全世界，只见“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他们梦呓般地要彻底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建立一个乌托邦式的梦幻般的人人平等、人人自由幸福，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天堂般的西方极乐世界般的共产主义社会。
为此，这些首都老红卫兵，甘愿舍生忘死、肝脑涂地，杀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实现父辈为之终生奋斗的伟大理想!
陶铸被毛泽东整死了，可是当他的女儿陶斯亮问自己的母亲曾志：“你这一生最崇拜的是谁?”她深思片刻说：“还是毛主席，当年井冈山才几个人呀，他夺来了整个天下。”
他们这一代人，胜王败寇的历史观根深蒂固。他们父一辈的革命者。对毛泽东老人家发自内心地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父親一輩的老革命谆谆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对老人家就是要无限崇拜、无限相信，崇拜到迷信的程度，相信到盲目的程度。
三
敬爱的毛主席少有大志。
1910年秋，他才17岁，正当少年，他写下了:
七绝
改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主席他老人家自幼豪气冲天，乾坤一掷。请读还是1910年写下的另一首铭志诗篇:
七绝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中华民族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毛主席此其人也!
毛泽东喜欢“读书行走”。那么，在那些高干子女成堆的贵族学校里，你就会看到有一批“读书行走”的莘莘学子。他们剃着小平头，腋下夹着书卷，衣着朴素，新衣打着补丁。冬日不穿襪子，布鞋露着脚趾，不修边幅。一到黄昏，校园里布满了三三两两的人群，围着操场跑步。
他们在夕阳下，“指点江山，挥斥方道”，争得面红耳赤。有人可以滔滔不绝地背诵大段大段的马列主义原著，引经据典，寻章摘句。
每逢雷雨天，你总会看到有人在风雨中奔跑，呼喊! 学习毛泽东的“野蛮锻炼”，做暴风雨中呼唤革命的勇敢的海燕。还有人在雷雨中悠然漫步，“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他们一日三餐，铝制小饭盒，食物简单，边吃边谈党国大事，或从父母那里听来的宫闱秘闻。
一群红色贵族，一群革命的圣徒。
光荣与权力都得到满足的父辈，自然产生了优越感。他们的子女，为父辈的功勋而骄傲，自然以打天下、坐天下、革命接班人，舍我其谁而自居。
贵族学校也在积极培养这些红色贵族，把他们单独组织起来，传达老人家与侄儿毛远新和表侄女王海容的讲话和宫廷信息。
从1952年，毛泽东在党内就指出: 资产阶级不再是一个中间阶级。他老人家一句话，使个90万的群体，从团结、利用、改造，沦落为阶级敌人。
在《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纪要》中，又明确地指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文艺界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又淪为阶级敌人。
毛泽东说：“高校是小五界的领地。小五界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化艺术界。” 毛泽东认为小五界大部分领导权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去了，小五界最难攻破的堡垒在高校，这里不仅资产价级代表人物最集中，最顽固，而且与其他四界的代表人物散布的思想有关。 这四界思想有问题的人，也是教育界培养出来的。从教育界开始文化大革命，也是抓住了杀向资产阶级的突破口。
毛泽东又说：“对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 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从他们開刀!”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说: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66年5月15日，发表5-16通知前夕，毛泽东发出保卫首都的指示。周恩来、叶剑英立刻上书毛泽东与政治局，提出以叶剑英为组长，杨成武、谢富治为副组长。刘志坚、李雪峰、汪东兴、周荣鑫、郑维山、傅崇碧、万里、苏谦为首的工作组，负责首都安全工作，并对党中央政治局负责。除了调63军189师、65军193师进驻北京要害部门及所有宣传机关外，还有一个长期计划: 通过公安局遣返驱逐所谓成分不好的居民。那些红色贵族老红卫兵，对北京占20%居民的抄家、杀戮、遣返，是得到公安局大力支持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指示: 公安局要给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
文革初期，那些红色贵族、高干子女，从他们的父母那里，窥知了这次运动的信息和意图，得风气之先，又不断得到父母的指点。他们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女，在大风大浪的运动中锻炼成长为红色革命的接班人。
舆论为先导，于是，这些红色贵族子弟开始行动了，他们在组织力量，披露的材料这样写道:
1966年5月1日至3日，他们班14名男女同学，利用4天的假期，带着指南针、手表、晶体收音机、照相机、被子、锅子和挂面，来到北京西郊的戒台寺、潭柘寺野营。大家增进了友谊，交换了对教育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在野营中，听到了周恩来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时的讲话，提到文化大革命要深入教育界。
他们常到圆明园遗址，这是他们红卫兵的圣地。他们有一种神圣的自豪感，认为自己是鸦片战争的继承者，任重而道远。
5月29日下午，他们在圆明园召开了各班不同政见者的骨干分子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部署，并决定统一协调行动。
5月30日，他们在教学楼实验室，召开了红卫兵大会，肯定了这次斗争的阶级性和必要性，并传达了毛泽东流传在坊间的一段满怀激情的谈话:
“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刻啊! 现在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的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人，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
他们听了传达的毛泽东谈话，个个热血沸腾，人人表示: 为了神圣的革命事业，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绝不辜负毛泽东寄予他们的厚望!
晚上，他们观看了歌剧《东方红》。当紫红色丝绒大幕徐徐拉开，数百名手持金色葵花的美丽少女组成蔚蓝色大海波浪的造型时，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举首仰望，只见在天幕上冉冉升起的毛泽东巨像，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人民大会堂的观众，顿时疯狂了，万人起立掌声雷动，久久不息。
那些红卫兵的心啊，仿佛插上双飞翼，飞上苍穹，与呼唤暴风雨的海燕展翅齐飞，呼唤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快来吧，快来吧!
一個红卫兵，晚上回到家中，那颗激动的红心，激烈地跳动不息，诗兴大发，给爸爸妈妈写下了一首诗:
等着我们的捷报吧，
爸爸，妈妈，
总有一天，
我们会相聚在红旗下，
夺取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誓死作千秋鬼雄不回家!
他们又来到八宝山烈士墓宣誓: 永远做党中央、毛主席的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
七一是党的生日，他们相约，集合时尽量穿军装，高唱“八路军歌"、“新四军歌"、“解放军歌”、“志愿军歌”、“造反有理歌"，歌声响彻云霄，一切阶级敌人，闻声丧胆，抱头鼠窜!
会后、他们采野菜，吃忆苦饭，交流父辈经历过的红色恐怖。
充分酝酿、组织之后，他们开始行动了。他们从父辈那里学来了斗争策略，先做舆论准备。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战斗小组提出了《造反有理》。连续发表了三篇《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毛泽东用兵如神、指挥千军万马，善于捕捉战机。当他读了《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之后，立即写信支持、并把这封信作为正式文件在中共中央会议上印发。
十多岁的少年，初生虎犊。毛泽东是时代巨人，五百年王者，一封复信，这是多么大的支持啊，那种感觉，简直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1966年7月29日，刘少奇、周恩来，亲临清华附中，鼓励红卫兵造反。
1966年8月1日，红卫兵收到毛泽东鼓励他们造反的信。
周恩来急忙表态说: “《三论革命造反精神》的大字报，起了带头作用，响应了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个问题上，我可以说，我应该向你们学习，向你们致敬。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很称赞你们的革命勇气和革命创造精神。同学们，你们有大无畏的精神!”
1966年8月10日下午，毛泽东来到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发表的红卫兵说: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同时接见了北大造反女将聂元梓，对她的造反精神予以肯定和鼓励，并让北大造反派外出串连，把文化大革命之火烧向全国。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贺龙等都带上了红卫兵袖章, 老老少少，“我们都是红卫兵同志了!”
8月18日，清华附中收到了50张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券，清华附中红卫兵头头被集体接见，一一握手。
回家后，那只被毛泽东握过的手，好几天都不肯洗。 8点25分，毛泽东与红卫兵合影留念。老将、小将，都一身绿军装，染绿了大地，染绿了苍穹，染绿了他们的灵魂。
1966年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红卫兵致敬，英雄的红卫兵万岁!》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及党内高级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鼓励下，那些蓄志已久、被毛泽东思想武装、受父辈指使鼓励的权贵子弟，在古都北京造反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并迅速燃烧到全国各地。
四
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被打死的是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打死她的是她热爱的学生，一群花季少女，活活把自己的校长打死了!
这是一位教育家，延安老革命，省部级干部。她不图名，不为利，只为了“我们的孩子”。革命自有后来人，培养红色接班人。
当年的女师大附中，省部级的子女。约占百分之二十。她矢志要把“我们的孩子“，按毛泽东提出的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红色接班人。
但她不被理解，却被这些“我们的孩子”，红色接班的花季少女，活活折磨死了! 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她个人的悲哀!
这时，她那教育家特有的终日慈样、微笑的面孔，被粗暴地涂上了浓浓的墨汁。两只有神的眼睛显得特亮。她被逼迫高喊着: “我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该死，我有罪!” 喊一句，她还要敲一下鐵簸箕，发出破锣似的声音。后面紧跟的是副校长，脸上也涂满了墨汁，打击乐是让他敲着破脸盆。
三位女老师，有的喊: “我是走狗，应该砸烂我的狗头!" 看押她们的花季少女，她们的学生，佩戴着血染的鲜红的红卫兵袖章，有的手持短棍，有的手持木枪。哪个喊得不响亮，顺手就是一棍。有的打在头上，有的打在身上。
卞仲耘嗓子喊哑了，挨打最多。她工作殚精竭虑，积劳成疾，患有高血压。
那些花季女红卫兵狂呼乱叫，用翻毛牛皮靴，照准她的肚子猛踹。她双手捂着肚子，牛皮靴踹到她手上，她尖叫着颓然倒下。红卫兵骂她装死，大骂: “老子踹死你!” 继续狠狠地踹!
一个花季红卫兵，身高体长，在卞校长身上，猛然踏上一只大脚，得意洋洋地高喊: “砸烂她的狗头，再踏上一只大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一个亮相，英姿飒爽，造型精彩，气势逼人。
她们打累了，折磨累了，要休息了。
她们不缺钱，买来了一纸箱冰棍。
她们吮吸着凉丝丝、甜津津的冰棍儿，高谈阔论，嘻嘻哈哈。 她们打骂完了自己的校长和老师，又让她们把操场上的沙和砖，从东边搬到西边，再从西边搬到东边。
卞仲耘也爬起来搬砖。 打她的棍子，上端都钉着铁钉。
红卫兵让一位教师把扫帚递给卞仲耘，卞校长试图来接，手一离开墙就倒下了。双目紧闭，不住地呻吟。
女红卫兵骂她装死，一个女红卫兵照头兜地泼了一盆凉水。
卞仲耘死了!
被“我们的孩子”，那些花季少女，嘻嘻哈哈地玩儿似地打死了!
她们让一位右派老师来抬卞校长的尸体。
她们哈哈大笑，说: “一个右派，抬一个走资派!”
她们尽情地污辱那位右派老师。她拒绝抬尸，又被毒打一顿。
刘树华，师大女附中的物理教师，历史清白，只因为谈恋爱，被宣判为流氓罪。
他被一群怀揣毛泽东语录，抡着铜头皮带的花季少女毒打后，愤然从烟囱上跳下来，结束了生命。
他刚结婚三个月，妻子怀孕，父亲瞎眼。
他和父母分居，自杀后，瞎眼的父亲千里迢迢地从山西赶来收尸。
已经怀孕的刘美德老师，被剪了阴阳头，强迫她在操场上爬，把地上的脏物塞到她嘴里，抡着用塑料包着的金属抽打她。
另一位爬行的女教师，一个女红卫兵，用大头鞋踹她、碾她。
折磨凌辱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她们，从锅炉房里提来开水烫她们。
美术教师陈葆坤被丢进喷水池里活活淹死了。一位男教师，被红卫兵用5寸长的铁钉，从头上钉下去，然后一群红卫兵把他扔到河里。
卞仲耘、刘志平、梅树民、汪玉冰等五位教师，就这样被这些花季少女，毛主席的红卫兵活活打死!
师大女附中，为“皇家女子学校”，在红色首都是一所很特殊的学校。她们开了打死校长卞仲耘的先例，从此以后，打死人的事件层出不穷了!
1966年8月19日，北京外语学院附中的红卫兵，打死了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职员张福臻。
1966年8月22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红卫兵，连续三天，毒打校长沙坪，直至死亡。
1966年8月25日，北师大第二附中红卫兵打死语文教师靳正宇，学校负责人姜培良，学生雷滨、其母樊希曼。有86人被红卫兵打死。
1966年8月26日，北京农业大学附中红卫兵勒令128名教师在大食堂地上跪着，向毛席请罪。人人剪了牛鬼蛇神头，手表全没收。
1966年8月26日、清华附中批斗、殴打教师刘树华，被道自杀。
北京第15女中，上午打死居民李文波，晚上打死校长梁光琪。
在那些花季少女，把自己的校长活活打死时，身边有一位学生，她叫王友琴，那年13岁，目睹了这一惨状。后来，她怀着义愤。用25年的时间、跑遍了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山西、陕西、四川、新疆等25个省市，写出了《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殺戮的寻访实录》。
王友琴，大学教授，文革研究专家，美籍华人。
在你作恶时，不经意间貌有人记下你的罪行。
南京大屠杀也是这样!
这些红五类贵族子女，不但把自己的校长老师活活打死，连自己的学兄、学弟、学姐、学妹也不放过。
高二·一班黑五类学生戴建忠、郑光召、赵伯彦、刘喜鸿遭到该班学生集体殴打。被铜头皮带、棍棒毒打后，当天下午，他们被迫跪在学校拔草劳动。身后站着手持大棒的红卫兵，又打又骂。晚上关在学校不准回家。郑光召尿血，抽搐、昏迷。不经准许，不准出校门。
高三女生张蕴环，高二女生杨柏龄、陈向明，初二·三班王淑英、孙淑绮被剪了阴阳头。一位女生，被剪了牛鬼蛇神头，端坐在那里，供人展览。男学生脱光了膀子挨抽!
女学生吴芳芳，一不小心弄坏了毛泽东像，被毒打后，与陈葆坤的尸体关在一起。吓得她终生精神失常。
学生郭兰蕙，忍受不了折磨，在回家的路上喝了来苏儿水。送到医院当时未断气，医院给学校打电话，答复是: 右派学生, 不予治疗，躺在医院地板上，渐渐死去。年方19岁，因家庭出身获罪!
一位黑五类女孩，受辱不过要自杀，联想到母亲刚刚自杀，自己死了，弟弟、父亲谁来照顾，而且让他们更伤心，便咬牙忍辱偷生。
迫令黑五类学生抄写百遍: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骂他们狗崽子。张口就骂，动手就打!
"红卫兵抄家抄出了英国指挥刀、日本大马刀、北洋军阀将军服，这些都证明阶级敌人心不死、时刻都在怀念他们失去的天堂，梦想复辟。我们怀着无比的仇恨回到学校，将班里的黑五类狗崽子打翻在地，用皮带抽、用竹条抽。
这是阶级斗争，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杀你!
我从来没打过人，有些温、良、恭、俭、让。没有最深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仇恨，这是很危险的。
对敌人恨得不深，对人民就爱得不深。你现在可怜他，他杀你时可不会可怜你!” (摘自《清华附中宋柏林日记》)
“红八月”堆积的尸体中，有校长，有老师，有地主、资本家等，也有周围胡同里所谓的“小偷流氓”的工农子弟。
西四缸瓦市的殡募服务部的火葬场忙得不可开交。
8月份x日，已经火化了2000余具尸体，尸体。 仅仅那天当日，就有上百具尸体等待火化。当天晚上，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又放了五具屍體。
這些紅衛兵把折磨，毒打关心自己像关心自己儿女那样的老师当作他们的庆典，把老师前怨水和痛苦的呼吟，当作他们的欢乐。
一个红卫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两天真他妈的扬眉吐气，趾高气扬。什么校长办公室。党支部，统统打开，砸个稀巴烂。什么校长、主任、老师、一个个都得低下头来，唯命是从。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我们要以无产阶级楼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防修反修，彻底砸烂资产阶级教育制度，亲手埋葬帝、修、反!”
另一个红卫兵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们斗争了班主任丁淑慧，她哭哭啼啼，想用眼泪来迷惑我们。叫她怎样，她就怎样。对敌人不能讲慈悲，没有什么民主、自由、平等、博爱。把我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把中国办成革命的抗(日军政)大(学)!”
五
这些像德国法西斯的冲锋队，像日本神风号少年敢死队的红卫兵，有些是有家庭背景的。正所谓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儿女。
在运动初期。许多高干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在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按主席的教导，成为革命的红色接班人，所以不断地把党内的机密透给他们，凭他们经历的多次运动加以指导。
请看下面亲历者的日记:
"我们反对学校的领导，爸爸很支持我们，妈妈说我们没有错。”
“爸爸听说学校依靠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打击我们干部子弟非常气愤，说: ‘这就是对我们的专政。他们早就把我们恨之入骨了，如果没有党和毛主席，没有解放军，早就把你们杀光了! 这里面有阶级仇恨啊!’ 听了爸爸的话，我更坚定了，浑身充满了力量，觉得更有靠山。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
“上午，爸爸和秘书小陈，一起到我们学校，对我们的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支持。凡是老干部都支持我们，孔原、薄一波……有党和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什么也不怕。”
“爸爸告诉我们，对那些右派学生，如果捣乱就该敲打，主要是夺权。学校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资产阶级黑线。卡住他们，不让他们升学，让他们好好改造。”
造反是有阶级性的。
《快报》是文革初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办的一种绝密等级的刊物，专门刊登文革中的重要情况和信息，供给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高层领导阅批，属《解放军日报》。
10月后，肖力(李讷)参与。多是一时一报，频率高时一小时多期，成员由军报记者组成。所以北京每天打死那么多的人，高层领导心知肚明。
面对教育界的红色恐怖，毛泽东与刘少奇及部分老干部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
刘少奇和部分老干部，从反胡风以来，形成思维定势，沿着反右派的思路，把运动矛頭引向群众，并立即派出工作组，并指示: 在大学生中也要把右派揪出来，控制在百分之一左右。高中毕业生中最坏的可以戴帽子。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在中央·五·一六’通知里面已经明确地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是对着‘走资派’的，而不是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但是刘邓却要把运动引向斗争学生和教师以及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这实际上就是在转移斗争‘走资派’的大方向。而且刘邓搞资反路线，有两个特点，一是枪打出头鸟，对那些敢于领头站出来给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的，不管出身怎么好，平时表现怎么好，一概予以打击，以此来震慑住其他人。再一条，就是故意找一些名人来斗，也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目的。那些名人可能在历史上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群众并不清楚的。全部是各级党委或工作组把材料抛给群众的。有些还是在党委和工作组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人来斗的。在文革中迫害人最厉害的恰恰就是刘邓的资反路线。”(《回忆江青同志》戚本禹)
毛泽东的态度是:
1966年8月6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发出紧急呼吁，提出禁止打人! 不料吁吁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批评: 这是压制群众运动。
关于乱打人的情况，鄧小平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坏人，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
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当年在师大女附中读书。当她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时，问了她的芳名，嫌太文雅，施名“要武”。从此，她抡起铜头皮带大打出手，活活打死多人。后米改名去美国留学。
北京大学附中的学生彭小蒙，用铜头皮带打了工作组长张承先，五天后受到毛泽东点名表扬。
1966年7月21日，对工作组的指示: 一不上课，二管吃饭，三要闹事。闹事就是革命。吃饱饭要发热，要闹事，不叫闹干什么?
1966年8月23日讲: “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够厉害……北京太文明.…"
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说:“要武嘛!”
陈毅的儿子在回忆文革时说: “这句话真要命啊!”
8月21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 “提倡文斗，不要武斗”，同时又说，“总之，我们不要干涉，乱它几个月。” 又说: “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
1966年12月26日，庆祝毛泽东的生日，毛泽东的祝酒词是: “祝全国全面内战开始!”(徐景贤在《十年一梦》回忆说)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 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 (《回忆江青同志》戚本禹)
以上毛泽东的言行，充分表明他是故意放纵红卫兵，制造红色恐怖，藉以震慑他的政敌和社会。正如当年土地改革，放纵贫农为所欲为。
这种灭绝人性的暴力手段，对病态社会中提升领袖的绝对权威，打击政敌，是极为有效的。所以当年连刘少奇、林彪、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老革命、老干部，惶然不知所措，惊呼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
而那些弱势群体，正如“在法国大革命中最为恐怖的是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并落入无政府状态的暴民专政。
北京市的弱势群体，所谓的黑五类和知识分子，落入贵族红卫兵之手了!
斗争十分尖锐，以刘少奇为首的党中央，企图让运动按他的意图发展。
1966年6月3日上午一时，中央订了八条:
1.大字报要贴在校内；
2.开会不要妨碍工作和教学;
3.游行不要上街；
4.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
5.不准到揪斗人家里闹;
6.注意保密；
7.不准打人，污蔑；
8.积极领导，坚守岗位。
刘少奇向各学校派出的工作组，奉行中央的八条领导运动。
毛泽东 7月18日回到北京，严厉斥责: “工作组不管怎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
他又怒斥: “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是一种白色恐怖，这种恐怖是中央发动的，‘牛鬼蛇神’ 在座的就有。” 他指刘少奇: “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
8月5日，毛泽东亲自挂帅，写出了《炮打司令部 ——我的一张大字报》。
8月7日，全会印发了这张大字报并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明确提出中央另外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8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不断地怒斥: “自己下命令让学生革命，人家起来了又加以镇压。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也允许群众请愿示威、游行告状，而且言论自由、集会结社、出版自由是写进宪法上的。从这次镇压学生群众文化大革命行动来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马列主义。”
毛泽东又讲: “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满清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洋军阀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没有好下场。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镇压学生运动会有好下场吗? 清华大学蒋南翔镇压学生运动会有好下场吗?”
周恩来又说: “毛主席是搞战略的，我只能搞点战术，当助手是否当得好还没有把握。"他急忙把西花厅改为向阳厅。
六
横扫一切的障碍，踢开以刘少奇为首的绊脚石，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红卫兵在学校通过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血腥批斗，练了兵，练了胆，如今杀向社会，大破四旧，大立四新!
红卫兵闯进了最后一个大儒一一梁漱溟家中。
梁漱溟，元朝宗室，官宦人家，诗书门第。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为官的。他又是全国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教育家，自然有丰富的古文物、名人字画。
那些无知而又狂妄的少年，像中了魔般地砸古玩、撕字画。管它什么价值连城的徐悲鸿的骏马，黄胄的毛驴，齐白石的素虾，潘天寿的残荷，孤本、善本、木刻、石印的线装古籍，一面撕，一面大骂不止: “都是他妈的封建主义垃圾，臭气熏天!”
最后一声令下，把梁漱溟曾祖、祖父、父亲在元明清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字画、文物，还有他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子里，一火焚之。
他们一边焚烧，一边围着火堆高呼口号: “破四旧，立四新!”
"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的《辞源》、《辞海》时，梁漱溟急忙上前阻止，恳求地说:"这是谁都用得上的工具书，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你们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那些红卫兵理也不理，一一扔进了火堆，振振有词地说: “全是封建垃圾。我们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足够了!” 像鬼子进村，红卫兵又闯进章乃器家中。
章乃器，民主党派，反蒋斗士。因反对内战，争取抗日救国，与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等七人被捕入狱，时称“七君子”。原中央人民政府的粮食部长。1957年，因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帮助共产党整风，被诬疯狂向党进攻而打成右派。却一身傲骨，不失风范，拒不认罪。
1948年，他在《华商报》上发表反对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文章，说: “乱世人欺主，运衰鬼弄人。这是多少年中国政局的写照，可是如今犹烈。老百姓豢养的公仆，变成特权阶级。進一步，我为刀俎，民为鱼肉，要吃主人的血肉骨髓。新的开始，就是主人‘乾坤重振’, 自己来管事，把一般恶奴扫得一干二净。同时，人抬起头来，把鬼打到地狱里，这就是民主世界，也就是人的世界。”
他给夫人写信说: “解放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将来建立的新中国人人平等，社会富裕、 人民安居乐业，你们快来吧。"
当年的反蒋斗士，今天沦为階下囚。
那些男女红卫兵正在折磨他。他们用橡皮、钢丝的鞭子狠狠地抽他，用火柴烧他的手，用气枪瞄准他的面部射击，用泡沫汽水浇他的头，用水壶往他鼻孔里灌水，用氨水灌他的鼻子, 用辣椒水灌鼻子，把五彩六色的油彩抹到他的脸上，逼迫他吃脏物，连续折磨他七天。
这是背后大人物指点的，因为他一身傲骨，不失耿介风范。
红卫兵就是要打下他的傲骨!当红卫兵折腾够了，临走抄去他的《黄山谷字卷》等文物 1464件。
康生早已垂涎，立即指点妻子曹轶欧，以5元人民币，买走了价值连城的《黄山谷字卷》。
那些红五类红卫兵，连爱国华侨也不放过。
司徒美堂，美洲著名华侨，著名爱国华侨，广东开平人。早年，远离故乡，去美国当劳工，他为人豪爽、侠义，深受华侨拥戴，成为美洲洪门致公堂掌门人之一。他热爱祖国，追求民主自由，积极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孙中山早年在美国从事革命活动时，他礼聘孙中山任致公堂的“红棍"(相当于执法者)。司徒老先生的资历，与孙中山同辈。他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政，拥护共产党追求民主、自由、平等的主张。
1949 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盛情邀请老先生，待为上宾，并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
1955年，老先生逝世，备受哀荣。廖承志致悼词，周恩来、林伯渠扶棺。他的遗媚张洁风享受知名人士待遇，每月生活费70元。
司徒美堂夫人张洁凤，苦出身，无产阶级的姐妹。原为名门贴身使女，司徒美堂收房为夫人。司徒美堂逝世时，夫人年仅30余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后，嫁一工程师，生一女婴。出于私心。未在居民中公开，继续领取生活费，遭人妒忌。在派出所指点下，被诬为流氓坏分子。
少年男女红卫兵，把她双臂扯开，悬吊在屋梁上，轮番毒打。铜头皮带，一抽一条血痕。抽打到奄奄一息时，张洁凤哀哀求饶，说看在司徒美堂和女婴的份上，饶其一死。
民警示意革命哪有不流血的!
张洁凤被活活打死后，幼女刚刚6岁，稚气童真，孤苦无依，到处流浪，靠邻人施舍生活。
消息传到美洲，洪门致公堂子弟大哗，顿足捶胸。
张洁风如果在美洲，是姑奶奶辈分，谁敢冒犯不逊，弟子们毫不客气，装进麻袋，扔进池塘里“栽荷花”! 如今不幸落到野兽般的红卫兵手里，关山万里，徒唤奈何!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百万红卫兵，清华附中被特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成为红卫兵的红司令。
首都红卫兵深受鼓舞，激情满怀，于8月23日上午，北京大学、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男女红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北京市文化局和市文联机关，将老舍等28名作家押到孔庙施暴。
院子的里架起一个焚烧戏装和书籍的大火堆，逼迫28位作家围着火堆跪下，身后数百名红卫兵围着他们，用舞台道具的木刀、长枪、金瓜锤，劈头盖脸地乱打乱砍。钢头皮带乱抽，一抽一道血痕。
夏天都穿着单衣，被抽打得丝丝缕缕，都嵌进肉里。四面的红卫兵围着打、打得他们无处躲藏。
作家老舍，不堪凌辱，8月24日夜，愤然投太平湖自尽。太平湖一时成为殉难者的圣地，每天都有几十人往里跳。
老舍曾经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写进他的作品里，如今他又满怀忧国忧民的情怀投进了太平湖。
自杀的方式是多样的，老舍选择了投湖。屈原投入汨罗江，表现了诗人的风骨，老舍投入太平湖，老舍是现代屈原。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文人的风骨是“士可杀，不可辱”。老舍以死抗争，以死明志!
当年被殴打的作家名单如下: 骆宾基、顾森伯、荀慧生、侯喜瑞，方成、郝成、陈天戈、王诚可、赵鼎新、张梦庚、曾伯融、苏新群、季明、张国础、商白苇、金紫光、王松生、张增年、宋海波、张治、张季纯、端木萌良、田兰、江风等。
其中苟慧生、白云生、侯喜瑞为著名京剧演员。
后来的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胡耀邦，从室内窗上, 头戴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 每30分钟表演一次，满足一批批红卫兵的义愤与好奇心。
粉碎四人帮以后，胡耀邦为省部级干部平反1256人。紫阳县小人物陈天佑，被徐有财诬陷为谋杀军政委的死刑犯，潜逃大兴安岭。胡耀邦亲自派来中纪委副主任为其平反。平反实况，见《潜藏大兴安岭的钦犯》。
红卫兵审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牛鬼蛇神, 轮到著名红学专家俞平伯。红卫兵喝问:
“你叫什么名字?"
俞平伯结结巴巴地回答: “俞……平伯"。
又喝问: “你都写过什么大毒草?”
他又结结巴巴地回答: “我写过……《红楼梦》……研究”。由于研究二字或结巴拖得长或红卫兵没听清楚，有人惊叫一声:“啊，原来《红楼梦》是你写的呀?”
他们喜不自胜，感到有个重大发现，找到了大毒草的罪魁祸首了。俞平伯忙结结巴巴地说:
“不，不敢掠，掠人之美，不是我写的。”
“混蛋!” 红卫兵大怒，“刚才你还承认是你写的，这不还没离地方，你就翻案，真不是个玩意儿!”
顺手打了他一个耳光。
不识时务，引经据典，写了一本考证北京胡同的书，充满了封建时代的掌故，与破四旧针锋相对，又被狠狠批斗。
1966年红八月，大红罗门南巷韩宁一家5口，被素不相识的红卫兵杀害。血案发生后，凶手逍遥而去。
1966年8月25日，北京女子15中，去榄杆市附近十渠大街121号房主李文波(小业主)处抄家。这些杀气腾腾的花季女红卫兵，翻箱倒柜，掀开顶棚，挖地三尺，殴打李文波、李文秀夫妻，逼迫他们交出根本不存在的枪支、黄金、银元。
李文秀要上厕所，被红卫兵严厉禁止。李文波忍无可忍，愤而举起菜刀抵抗，当场被女红卫兵活活打死!
血案发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红卫兵讲话中，将李文波的抵抗，指责为资本家向红卫兵行凶。接着下令由北京法院于1966年9月12日以行凶杀人犯罪名，将李文秀判为死刑。
之后，周恩来下令，由政府出面组织红卫兵联络站，大肆抄家，并直接派解放军保卫红卫兵抄家的行为。接着老红卫兵以打击阶级敌人报复为名，掀起了新一轮更加疯狂的抄家、杀人的暴行!
一位地主婆，年过花甲，红卫兵勒令附近的居民，每户拿来一暖瓶开水，往她脖领上直烫得皮开肉熟，扔进屋里。死去几天后，尸体上爬满蛆虫。
一位老太太被打得动弹不得，一个花季女红卫兵，又在她肚子上蹦来蹦去，直至死去。
一个资本家，夫妇被打得半死。红卫兵又逼迫他们的儿子和父母划清界限，站到革自的场上来，去打他的父母。上中学的儿子被逼无奈，举起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颅。自己也瘋了。
一位老妇，被红卫兵拉着游街，画着鬼脸。那阴阳头不是剃的，头发是薅去的。鲜红 皮耷拉着、鲜血滴滴哒哒地流淌着。
两个花季女红卫兵，用绳子套在五十多岁的一位老妇的脖子上，边走边打她，像牵着 样。衣服上写着“反革命”。
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三”红卫兵批斗女演员于蓝，让她穿着用纸条拼凑起来的裙子。每个纸条都写上“我是周扬的红人”，边走边念。
文联的红卫兵批斗作家，十余人手持稻草、鞋子，嘴里灌了墨汁，后背插着箭标、雞毛撣。有的头戴三尺多高的大纸帽子；有的头戴几十斤重的铁帽子、穿纸糊背心；有的穿白孝袍子。廖沫沙身上的纸条拖到地面上，只好收起来装进衣兜里。
千年古都北京，出现了历代王朝难得一见的奇观。大街小巷，到处是挂着黑牌子的神。有的老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面如枯槁。
垃圾箱里，池塘里……到处扔满了金条、银元、珍贵瓷器、古玩。
慈禧太后娘家的后裔，偷偷焚烧赐给的风床。珍贵檀木，寸木寸金，烧了三天三夜，都烧红了。珍贵瓷器，一一砸得粉碎，价值连城。
有一对夫妇，拉着自己的珍贵物品，蹒跚而行，送往市财政局。财政局拒收，又蹒回家中。
抄家的物品，贱价出售，发给革命群众一小票，前往购买。
北京红卫兵打死的人，有人统计过数字:
1966年8月24日24人；8月25日80人；8月26日120人；8月27日220人；8月28日180人；8月29日202人；8月30日220人；8月31日240人；9月1日300人。
自1966年8月下旬至9月5日共打死1772人。
文革成员戚本禹说: “文革初期打砸抢的，大都是干部子弟。” 老百姓的儿女沒有這麼大的胆量!
七
破四旧的红卫兵，杀气腾腾地来到颐和园，佛香阁的大佛塑像立即被捣毁砸碎。當年八國联军劫后余存，竟毁在炎黄子孙的败类手中。
颐和园三百米的长廊及亭台楼阁，每一雕梁画栋，都有精美的彩绘。不是人物故事，就是山水花草、虫鱼。每一幅人物画都有出处，如刘(备)关(羽)张(飞)三英战吕布。四人后屬於封建社会帝王的爪牙，应统统消灭! 凡属于人物彩绘，统统用白漆予以涂抹，只留下山水花草魚蟲。
新华门前，北京两个最大的石狮子，那是新华门的标志物，但属于四旧，应予捣毁砸烂!
8月26日，周恩来急忙下令搬走，保护。红墙上的“正法眼藏”四个大字，无法搬走，伪装贴上“破除迷信”的標语； “阿弥陀佛”伪装贴上“革命到底”的大标语。
寺院中，玻璃柜里的弘忍禅师(即五世祖)的真身佛像无法搬走，用毛泽东画像盖上，两边写上“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和 “紧跟毛主席闹革命"。
让人世间的毛泽东，保佑仙界的佛祖度过难关，谁说人不能胜天? 毛泽东时代，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佛祖还需要毛泽东保护。
僧众还俗，化装成红卫兵，保护寺院。寺院的红墙上，高高挑起的红卫兵战旗迎风猎猎。
1966年8月下旬，北京红卫兵在市里闹了个天翻地覆，又要大造佛门的反。他们浩浩荡荡杀向古刹涌泉寺。他们要大破四旧，大立四新，让老和尚食人间烟火，给老和尚找个老伴。先把老和尚用毛泽东思想批斗一番，然后问道: “你愿意娶妻吗?”
“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老僧连忙连连摆手。
改变旧风旧俗，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由不得你这老妖憎。
红卫兵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个寡妇，和老和尚锁到一间屋里。红卫兵得意洋洋地唱着造反有理的战歌离开古刹。
第二天凌晨，他们顾不上吃早饭，急忙跑来涌泉寺，检验他们的杰作。
打开铁锁，推门一看，只见老僧盘腿闭目而坐，那位当“慰安妇”拉来的寡妇，战战兢兢地趴在床上。
1966年盛夏，几辆卡车拉着红卫兵，来到陕西法门寺。砸佛像，烧佛经。
红卫兵听人讲过，或从经典著作中得知，法门寺塔下有个地宫，地宫里有释迦牟尼的指骨舍利，属于超级四旧，便一齐用大镐、镢头来挖。即使挖穿地球，也势在必得!
主持良卿，一副“佛像”，显得平静而又慈祥，默默地拨动手中的佛珠。来者不善，劫难将至，指骨舍利将毁于一旦! 他一脸慈样，慢慢从蒲团上站了起来，缓缓地穿上红色镶着金边的袈裟，凝望着指向苍穹的巍巍宝塔，平静地将身边所有的被褥、草垫、柴草堆在一起，浇上了煤油，满面慈样，从从容容端坐其中。用那久经风霜、枯瘦如柴的手，划点火柴，点燃了自己，腾地窜起一股火焰。
红卫兵正在奋力挖掘地宫，累得大汗淋漓，见突然起火，跑去一看，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烈火熊熊，火光中，只见良卿法师，双手合十，巍然端坐。自披的红色袈裟在燃烧，火舌无情地舔着他那衰老的身躯。烈火中的良卿法师，不挣扎，不痛苦，合掌端坐，平静地让自己以身殉难，化为灰烬。
在熊熊的烈火中，红卫兵惊呼四散，法门寺逃了一劫!
文革后，从地宫里发掘出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它是当今世界唯一的佛指舍利，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有文献记载或碑文证实的真身舍利，是佛教的最高圣物，也是国宝。
释迦牟尼真身舍利，乃稀世珍宝，具有不可再生性。
1987年考古部门挖掘法门寺地宫发现，红衛兵挖掘時现场留下的糖纸、花生皮，距离地宫不足一尺。如果不是主持高僧良卿舍身自焚， 再深挖一尺、地宫肯定在劫难逃。
那么稀世国宝释迦牟尼真身舍利和那些价值连城的古文物也烬遭劫难!
附记: 2002年2月23日，法门寺佛指舍利在 24名武僧保护下抵达台湾。24名武僧来自中国佛学院闽南佛学院。
他们都签下誓言: 决心在非常时刻以生命保护舍利。台湾方面也做好相关措施，不仅派出护法金刚，还采用防弹玻璃、安全检测器等设施。
中新社报道说：“佛指舍利自从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以来，这是第二次出境，第一次是1996年被迎迓到泰国供奉。但这次來台，远较第一次隆重。除了数百迎迓恭送人士外，大陆更出动了大批武警，维护安全及秩序。”
红卫兵冲向上海玉佛寺，该寺乃三大名刹之一。两尊巨大的玉佛，一坐一卧。僧人闻耗，忙用红纸密封，再在玉佛身上贴满毛泽东像，但未能幸免的佛像被砸，佛经被焚。
红卫兵如洪水猛兽。不但把红尘滚滚、熙熙攘攘的人间凡世，闹得像世界末日，不但把远离尘嚣、清净佛门闹得乌烟瘴气，就是松柏萧萧、寂寂墓地，也未能幸免。
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疯狂日子里，上海郊区的万国公墓、宝安公墓均遭洗劫。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也惨遭毁坏!
三百亩公墓，白森森的尸骨遍地，暴露在河坡上荒野之间，任由野狗老鼠啃啮。失学的孩子，欢叫着奔跑，将头颅踢来踢去。不知那些“可怜无定河边骨”，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的?
北京、上海的红卫兵在造反，闹得翻天覆地，乡下的农民也闻风而动，他们也要“大破四旧, 大立四新”。
生产队长召集社员开会，说那三百亩公墓里，埋的全是封、资、修、反革命。他们又不生产粮食，白白浪费那么多的土地。我们要响应毛主席他老人家“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光辉指示，彻底改变三百亩坟墓死气沉沉的旧面貌，“今天”，他那胳膊用力一挥，声音洪亮地喊: “就去三百亩墓地造反!”
社员们都莫名其妙，到墓地去造死人的反吗? 队长卖弄地嘿嘿一笑，说: “去扒坟掘墓，那些坟墓里什么金银、珍珠、玛瑙都有。大家都去，记工分，早、中餐免费，嘿,嘿!”
扒坟、掘墓，杀头之罪，以革命的名义，就可以无法无天!
当天，生产队几十名社员一齐出动，携带着铁锨、钢钎、杠棒、绳子等工具，坐着小拖拉机，径直向公墓开去。
到了公墓，只见几百亩的墓园里，人山人海，掘墓的、撬棺材的、翻动尸体寻找金银首饰的、男女的欢叫声、拖拉机的突突声，此伏彼起，热火朝天。到处插着“破四旧，立四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的红旗，在秋风里猎猎作响，把场面烘托得如火如荼。
三百亩墓地，遭到农民以革命的名义大肆劫掠财物。身居上海的墓主人闻讯大惊，悲愤难抑。刨祖坟，是可忍，孰不可忍。振臂一呼，几百名工人，乘着卡车，奔往墓地。他们高举“上海工人造反派”的大旗，头戴安全帽，手持铁棍，全副武装，风驰电掣，来到墓地一看傻眼了。
墓地上的农民成千上万，手里都拿着铁锹榔头、钢钎、鐵耙，如果动手打起来，那都是冷兵器。
“破四旧，立四新”的红旗迎风招展，无论在政治上、在力量上，他们都占优势。
看到这种轰轰烈烈的阵势，造反派自感势单力薄，不敢轻举妄动，破坏了工农联盟，只好怏怏地撤退了。
工人怎么能是农民的对手呢?当年你们在上海国民党统治下，还不是农村包围城市解放你们了吗?
扒坟掘墓者，把上好的棺材分解成六块，尸体抛扬到墓地里，将木板装上拖拉机，运回生产队，堆在仓库旁的空地上。几个有权势的干部盖房，城里来的插队知青落户学生，房子都是用棺材板盖的。生产队的乒乓球桌台，也是用棺材板制作的。
扒坟掘墓得来许多金银首饰，不乏珍贵饰件，由生产队开具证明，非盗窃物品，到银行技重量收购，换成人民币现金，作为生产队收入。
三百亩墓地附近的农妇，用脸盆端着衣物从家门口开始，废物利用，双脚踩着一块接连一
块的写着先考、先妣的石碑，走到小河去涮洗衣物。
春天来了，三百亩墓地爆发了脑膜疫情，死了很多人，生产队长也死了。
面对首都的红色恐怖，1966年9月5日，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第一期内部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月来战果累累》。简报写道，从八月下旬到九月初，北京有上千人被打死。
红卫兵在红色首都大破四旧，大杀地富反坏右和知识分子，立即受到党内高层领导的支持和赞扬。
纵观历史，知识分子参加毛泽东所领导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的错误，是自作多情。
在“四千人纵论毛泽东”一文中，老干部说 “在思想根源上，毛泽东帝王思想浓厚，他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非常熟悉，把封建统治经验接受过来治理国家。”《毛泽东的晚年悲剧》
李维汉说: “毛泽东晚年越老越反映出他的思想意识中潜伏有从旧社会带来的封建主义病菌。”
其实毛泽东的帝王思想、独裁专制，早在少年时期已露端倪，请看他1911年秋写的两首七绝:
七绝 改诗赠父亲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七绝 咏蛙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
诗言志，歌咏怀。毛泽东以诗铭志。
在《沁园春·长沙》一词中他“粪土当年万户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到了延安己经有了答案，在《沁园春·雪》中，他这样写道“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望长城内外” 不是“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更不是“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而是日本强盗侵占了我长城之外的东四省，侵略的铁蹄即将踏进华北。国难当头，长城内外，烽烟四起，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些毛泽东都视而不见，只看到“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日军要打进来了，正是他和蒋介石争夺江山的大好时机，他将为此“竞折腰”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喽!
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得意洋洋地写道“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
他治国主张马列主义加秦始皇，他让人们喊他万岁，他提倡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而知识分子所追求的和他恰恰相反，南辕北辙。
现代知识分子，站在思想的前沿，追随世界进步潮流，他们崇尚真善美，向往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反对封建迷信、独裁专政。所以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不可能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也。
可是毛泽东熟读经史，深知欲达到“儿不成名誓不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宏伟事业又离不开知识分子。
周武王离不开姜尚; 刘邦需要张良、萧何出谋划策; 朱元璋采纳了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成就霸业;举人李岩参加李自成的起义军，提出“欲取天下，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民心”，李自成虚心纳谏才成了气候。所以毛泽东于1939年12月1日，发表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这篇文章。
但他又容不下知识分子，就给他们戴上紧箍咒，即所谓“团结、利用、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
工农出身干部，和知识分子也栓不到一个槽上。他们充满了小农意识，参加革命是为了解决温饱，为了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打天下是为了坐天下，皇帝轮流坐，今天到我家。
因此，在苏区肃反时，张国焘提出杀穿长衫的，杀带钢笔的，杀戴眼镜和留长发的，在延安整风中“抢救失足者“时，怀疑奔往延安的知识分子是国民党特务、日本鬼子的汉奸,那些工农干部质问知识分子: “你家那么有权有势，吃香的，喝辣的，凭什么到延安来受苦? 你不是汉奸，不是特务，是什么?” 他们理解不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和高尚情操。
当延安的知识分子王实味、丁玲、艾青、李锐等追求光明，抨击腐败，写《野百合花》《在医院里》《还是杂文时》等文章，李锐办起《轻骑队》墙报时，王震看了大骂知识分子没有良心，他们在前方流血打仗，他们在后方吃饱喝足还骂共产党!
因此，在每一次运动中，毛泽东都和工农干部联合起来整治知识分子。在整风运动中, 毛泽东就有恃无恐地说: “只要工农在手，就不怕你知识分子造反!” 他潇潇洒洒地打了五十多万右派分子。
毛泽东整治知识分子从来下手不留情。连他欣赏的亲自挑选的秘书，党内大才子陈伯达、田家英、周小舟、李锐等，有的迫害致死，有的关进秦城监狱!
八
整治知识分子已成为定势，所以文化大革命初期，党内高层，顺理成章地把矛头共同对准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等弱势群体。
林彪首先表态。他接见红卫兵时讲到:
“红卫兵战士们……你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毛主席和党中央支持你们。你们的革命行动，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旧世界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你们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的斗争取得了光辉的战果。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些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虫，都被你们搞得狼狈不堪。你们做得对，做得好!”
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元帅接见北京13个艺术院校及团体部分师生代表的讲话说: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有一万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在里面捣鬼。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谁都不敢动它。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天天骂我们的党，骂我们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回小将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犯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社会垃圾。”
戚本禹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这样写道: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罗陆杨，希望得到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没过几天，她们真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拖走了。”
这时，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通过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成为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当上了北京音乐学院的头头。父女二人，都春风得意。不久，为了搞叶剑英，叶向真被江青逮捕，送进了监狱。小太阳顷刻变成小泥球、小煤球、小屎球。
陈毅元帅也表态说: “假如斯大林晚年，也搞这样一个文化大革命，就完全可以把赫鲁晓夫揪出来。”
1966年9月17日，副总理李先念对粮食部人员讲: “过去有许多问题我们解决不了，这回群众起来就解决了。解放几十年来，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是不服气的，这回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一起来，横冲直撞，又打又斗，又抄，有的打死了，这次资产阶级服气了，虽然心里有些不服。资产阶级才真正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这次把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痛痛快快整了一下，包括宗教教堂也扫了一下，充分看到成绩。”
谭震林对农业大学党委指示:让青年学生闹一闹，因为自1948年解放以来，进城就没大闹过。不大闹一下，怎么能把那些坏人清除出来呢?
有人问: “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要蹲监?” 公安部长谢富治说:“我看打就打死了。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 全国九千多万红卫兵，到时候他们不冲你公安局就好。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扣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会后，部里领导一起从礼堂后门走出来，谢富治对李震说: “我的讲话，别的不要传下去，我讲的毛主席说‘听到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我就高兴"这句话要捅下去，用什么方法，你们研究。”谢又说:“我听毛主席说‘砸烂公检法'这句话没有十次，也有七八次。”当晚李震和我商量，能否通过联络站小报《红旗》把这个内容捅下去。我说:“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其它办法了。”后来毛主席指示: 砸烂公检法口号不科学，应是公检法彻底闹革命。
据此，当年那些参与砸烂公检法的造反派都受到残酷的打击。(《炎黄春秋》2013年第三期)
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说: “我说罪魁祸首还是我。我在十二中会议讲了，我说: ‘1927年文章说了，地主戴高帽子游街。既然地主可以戴，为什么不可以给彭真戴(听不清)，牛鬼蛇神戴。’ 我们几十年没搞了，这次红卫兵就都翻出来了。”(《九大毛泽东主持会议的记录》)
1966年5月21日，周恩来说: “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瞿秋白，不能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的骨灰从八宝山上搬出去，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载郭沫若的文章《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一文，他说: “几十年来，我一直拿着笔杆子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拿今天的标准来看，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当年那些十多岁的红卫兵，涉世不深，正处于猴子变人的成长时期。逆反、冲动、易怒，初生牛犊不怕虎，血气方刚，充满幻想。他们对领袖无限崇拜。在文化大革命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红色革命接班人。毛泽东的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当他们从父母那里得知可以给彭真戴大纸帽子，可以给牛鬼蛇神戴大纸帽子；得知周恩来提议从八宝山扔出瞿秋白的骨灰盒，毁了苏州的忠王府；从报纸上看到郭沫若的作品可以付之一炬时，犹如烈焰烹油，风助火势。他们又怎能不更加有恃无恐，怎能不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更加疯狂了!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早就说过: “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 他最后喊出救救孩子。
毛泽东不顾七十高龄，连续八次，接见全国各地一千多万红卫兵。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通知，大串连一律免费乘火车，生活补助也由国家开支。
就是“他们娘老子教的”。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蔓延全国各地。
九
毛泽东的老师仇鳌，又号半肺老人，湖南耆宿，著名学者。1921年毛泽东、何叔衡、李維汉在船山学社办自修大学，仇鰲支持数千银元。解放战争中，曾推动湖南国民党军政和平起义，文革中已垂垂老矣，九十高龄，被一群无知的红卫兵当作封建余孽，轮番毒打!
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绝不是为了几亩地、一头牛而投身革命壮烈牺牲。正如孙中山生所说: “这些人有的家境优越，甚至出身名门。他们是睁眼看世界，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样的，看到今天的中国人连猪狗都不如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说‘那好，我们去死吧，我们用死去换取’，年轻人敢那么理性地把自己的生命扔出去，换取一个国家的前途的时候，我想这个革命一定会成功。”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发动了推翻满清政府的武装起义，选择了八百余人组成“先锋”。起义后血战一昼夜，起义失败，喻培伦、林觉民等一百余人壮烈牺牲, 后经同盟会员潘达微冒险奔走，葬于黄花岗者七十二人。
革命虽告失败，但先烈的光辉事迹和英雄气概却鼓舞了全国人民，震撼了满清统治集团成为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前奏。
1918年建立墓园，拱门的高大牌坊上有孙中山题词“浩气长存”鎏金大字。岗顶为陵墓，以麻石砌成方形墓基，并绕以铁链栏杆，后面是一座用麻石建的“纪功碑”，上半部以七十二块石砌迭成金字塔坊顶，顶上矗立一高举火炬的自由神像。坊额镌有章太炎所题“缔造民国七十二烈士纪功坊”古篆。整个墓园占地约三万平方米。到处苍松翠柏绿竹长青，繁花似锦，绿草如茵，又有亭、台、池、榭点缀其中，是革命纪念地，也是广州游览参观的名胜。
烈士林觉民写给妻子的遗书，犹充满了爱国情怀，读来令人回肠荡气。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已经载于史册，国人皆知。它推翻了满清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倡导西方文明，宣传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使民主深入人心。四亿人民，人人都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和幸福。女孩不再遭受裹足之疼，男人剪去了“驴尾巴”。建立了中华民国，人们纵情地唱起了国歌:
“东亚开化中华，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吾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黄花岗烈士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今人痛心的是1966年8月23日，千余不再缠足、不再留辫子的男女红卫兵，聚集在黄花岗烈士墓前，举行宣判“散发着资本主义毒素的自由神"大会。声讨大会结束后，红卫兵跳上墓顶，挥起大铁锤，砸毁烈士墓，砸毁自由神!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国父孙中山的铜像被赶出南京市。南京新街口国父孙中山的铜像，因为他是国民党，红卫兵勒令南京市于24小时内拆除。市委经请示，连夜拆除，移至市郊中山陵保存。
1966年10月28日，在康生的唆使下，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领袖谭厚兰，连续两天，组织24了10万人参加的 “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真可谓声势浩大。
著名古文献专家周予同教授，专治经学，因尊孔敬儒，被从他工作的复旦大学，由红卫兵千里迢迢押来山东曲阜，命他亲自掘开孔墓。当孔子塑像被拉着游街时，周子同、高赞等1962年“孔子讨论会"参加的学者，有的白发苍苍，有的步履蹒跚。被红卫兵监押跟在后面，为孔子送葬，勒令这些学者、教授边走边哭。
孔子塑像被游斗之后，首级押送北京，在红卫兵展览馆展出。
在两天10万人声讨孔家店大会中: 一千多座石碑被推倒或砸断；焚烧文物六千余件；二千多座坟墓被挖掘。
毛泽东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孔子被誉为“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成”是孟子的评价，“至圣”是司马迁的评价，“先师”是元明清的封号。
孔子集五帝三代之大成，在整理阐释五经的基础上，创立了仁礼之学，为中华民族的发展确立了仁和之道的人本主义精神方向，为社会人生提出普世道德价值观，用六个短句表述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礼大同”。
演出的一场声讨孔子的恶作剧可谓逆天而行，实为中华民族的悲哀，炎黄子孙的耻辱!
红卫兵是毛泽东的天兵天将，一时杀向四面八方。他们又浩浩荡荡杀向西湖。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时把“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西湖闹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
乾隆手书的“西湖十景”，罪名是为封建帝王树碑立传，被砸得粉碎。
农民如今是革命领导阶级的同盟军，史书岳飞镇压过起义军杨么，罪该万死! 什么民族英雄? 在红卫兵心目中就是千古罪人! 革命就是要重著“春秋”。
一纸历数岳飞镇压起义军的檄文，墨汁淋漓，贴在岳王庙朱色的围墙上。一片呐喊声中，红卫兵尽情地扫荡了出自历代各家之手的抱柱、楹联、匾额，摘下、砸烂、焚烧，或劈为柴薪。“精忠报国”、“还我河山”等匾额和“三千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等楹联无一幸免。岳飞的铜像，历代传下来的碑刻统统消灭。秦桧五奸党的铁跪像统统砸毁，奸臣变相解脱。
红卫兵闯进著名画家惠孝同家中抄家。毛泽东中南海住所，收藏有他的作品。红卫兵抄家时，发现一只木雕的小象，通体漆黑，唯有那象牙是真品，那是老舍访问印度时，友人赠送的，他转赠给画家惠孝同。红卫兵抓起来大骂:“你看这些反动文人还张牙舞爪!” 举起来砸得粉碎。又将画室砸得五马翻扬，并勒令惠孝同自书一幅中堂，大字书写“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东汉名医张仲景，河南南阳人，从同乡张伯祖学医，时疫病流行，以伤寒死者为多。他深研《内经》，博采民间验方，并以临床丰富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创伤寒六经分类说。他对内外、妇科各科医学都有独到的见解，对医学发展有重大贡献。其著作后人整理出《伤寒论》、《金匮要略》二书，流传至今。
懂得感恩的群众怀念他、感激他，于明朝为他修了医圣祠。那些被狼奶喂大的、数典忘祖的红卫兵，竟连救死扶伤的医圣也大打出手。他们捣毁医圣祠，砸烂张仲景的塑像，墓地石碑无一幸存。“张仲景纪念馆”的展品被洗劫一空。
王羲之、东晋杰出书法家，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早年从卫夫人学书，后多见前代名家法书，博采众长, 诸体。最得力于张芝、钟繇，而能增损古法，一变汉、魏朴质的书风，独创妍美流便的今年其行、草为古今之冠，评者以为草法浓纤折衷、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道媚劲健，而千变万化纯出自然，其书迹为历代所宝。影响之大，在书家之中，罕能与之相匹敌，故有"书圣"之称。笔者终于悟出人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王羲之的字，并尊为“书圣"，原来它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情操。中国人民欣赏的是俊美、儒雅、飘逸、潇洒，与孔子的学说相媲美。不喜那种张牙舞爪，一團乱草，无规无矩，藐天欺世被称一家之体的字。
书法，代表中华民族一种文化。古代科举非常重视书法的美观。
那些书法像蟹子爬的红卫兵，因其曾任右军将军，不是红五类出身，属封建官吏、帝王
凶，亦属牛鬼蛇神，应以横扫。遂毁其坟墓，将其故居“金庭观”几乎夷为平地, 只剩下右军前的几株千年古柏。
上海万国公墓，国家主席宋庆龄的祖坟，被红卫兵捣毁。当上海红卫兵捣毁祖坟的 相片寄来时，宋庆龄看后，悲不自胜，大哭一场。
赵树理，现代作家，山西泌水人，中共党员，贫农家庭出身，从小喜爱民间文艺。1925年进山西长冶第四师范学校读书，接受进步思想，参加反对军阀阎锡山的斗争，被开除学籍，被捕入狱。1930年发表通俗短篇小说《铁牛的复职》。抗日战争爆发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先后发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田寡妇卖瓜》、《三里湾》等中长复小说等。
他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人民，有良知的作家，面对轰轰烈烈土地改革出现的问题，他于1948年10月，发表了中篇小说《邪不压正》，以文学形式表现了乡村“流氓无产者"怎样在土活中把持乡村政权，怎样”打倒皇帝做皇帝”，怎样鱼肉百姓、欺压善良。他说: “在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村级干部，要是既没有经常的教育，又没有足够监督他的力量，品质稍差一点就容易往不正确的路上去”，“坏人掌权后更坏，好人掌权后变坏”。
《邪不压正》发表后遭受严厉的批判，到了文革时期，还要他一次又一次地交代小说的写作动机。
1980年4月，周扬为《赵树理文集》作序说: “赵树理在作品中描绘了农村基层干部的严重不纯，是化装的地主恶霸。这是赵树理同志深入生活的发现，表现了一个作家的卓见和勇敢。”
他拒绝领工资,把一半稿费交了党费。下乡采访不要生活补贴，全部自费。第一个把女儿送往新疆干重体力劳动。全家从北京返回山西体验生活，将私产四合院交给文联。
文革中被批斗，迫害致死，小女儿沿街讨饭。
章培，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长兄。抗战后曾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机甲战术系中将主任兼第四期将官班主任。1927年他任浙江省省防军第六团团长期间，放走了列入逮捕名单的弟弟章秋阳等12名共产党员，其中有周恩来(又一说为陈云)。1949年章培参加了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战史组长、装甲教授研究会第一副主任。一次周恩来参加学校活动时认出他来，主动与他打招呼。当众对他当年救命之恩表示感谢，这令章培先生十分感动，共产党人有情有义、不忘救命之恩。
1958年章培被打成右派，后任山东省政协常委。
1967年被政协造反派批斗。一天傍晚，在机关后院高台南面，四五个造反派拦住了正要回家的章培，没批斗几句就开始暴打。有人啪、啪……连续抽他耳光，只见他胸膛挺直，纹丝不动，一声不吭，凛然而立，只是头被抽得左右摆动。接着又有人从后面猛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他不由自主地哼了一声，狠狠地栽倒在地，但立即又爬了起来，笔直地挺立着。任由造反派维续暴打，没有呻吟，更没有求饶。
暴打之后，章培给周恩来写了信，说: “我不求你们像我当年对你们那样，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只请你们按照你们的俘虏政策对我!”
周恩来打电话给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杨得志过问了这件事。但没过多久，章培又被暴打过一次。并边打边喊: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周恩来也保不了你这老右派!”
童年和少年，是人类最接近野兽的年龄。
北京三中所在地有名的祖家祠堂，是明末清初叛将祖大寿的府宅，属于北京市的男校。作为重点中学，学校很有几名凤毛麟角的特级教师。他们德高望重，知识渊博，身份特殊，平时在学校不怎么露面。如今，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一个个被拖出来批斗。这时，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大师低头弯腰地站在台子上。
一位老教师站在椅子上，头顶一个用铁丝废纸篓临时做成的高帽。他没有硬抗，但也没有屈服，站在课堂学生的椅子上，神态倨傲，一言不发，任凭他的学生在他面前用极其侮辱性的语言拼命地叫喊。
当天晚上，这位不甘屈服的老教师，和他同为三中特级教师的妻子，双双走向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拉着手投湖自尽!
他以死抗争，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宁死不受屈辱的浩然正气。
接着又斗争女校长沈大逊。她非常傲慢，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脑袋高高昂起，让人不由地想起伟大的革命先烈、大名鼎鼎的江姐，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的抗日英雄赵一曼。一位高年级的学生大声喝问:“说，你是什么人?”
沈大逊校长昂首挺胸，无比傲慢地大声答道: “我叫沈大逊，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低头认罪，知道你犯了什么罪行吗?"
“我没有罪，我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绝不低头!”
高年级的红卫兵，并没被共产党员这种高贵气势压倒，他们革命电影也没少看，更在经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他们早就没有和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坚强战士理论的闲情逸致。一位平时经常在学校沙坑练摔跤的学生，人高马大，他早已站在台上，双手交叉抱胸，凛然地站在沈大逊身边。他是红卫兵组织专门请来的打手。摔跤手双手交叉，斜眼扫扫气势十足的沈大逊校长，轻蔑地低头说:“你再说一遍!”
沈大逊，毫不气馁，昂扬又傲气，大声说道: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说时迟那时快，土台上忽然灰土弥漫，轰然有声，原来沈大逊语音刚落，那摔跤手出手迅捷，一个大背胯，把她狠狠地撩起来，又横躺着摔在台子上。沈大逊浑身尘土，脑门摔破了，黑框眼镜被摔烂，斜挂在脸上。只这一跤，沈大逊面目全非，但英气犹存。她挣扎着竭力站直身体，大声怒吼: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绝不低头!”
通——又一声巨响，摔跤手一句废话没有，咬人的狗不露齿! 动作极为简单麻利。这下，沈大逊爬不起来了，不知是被摔坏了，还是气势彻底垮台。她浑身颤抖，满脸血污，说话的声音低沉而又嘶哑，情绪异常低落。
那摔跤手，伸出铁钳的胳膊，一把抓住沈大逊的衣领，就像拎起一只鸡雏，直瞪着她，一脸蔑视地问道: “你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沈大逊的气势彻底被摔跤手摔出去了。她嘴巴嗫嚅着，半晌没有出声，等到她能够说话的
时候、声音微弱，低弱得几乎无法耳闻:“我，我，我是走资派，我，我对人民有罪，我低头，我認罪…”。
台下的口号此起彼伏: “打倒反动走资派沈大逊”、“沈大逊不投降就叫她灭亡!”、“在沈大
逊身上踏上一万只脚，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这叫“暴力效应"。
“打翻几个，不怕你不俯首帖耳，百依百从。”
--《血酬定律》第177页 吴思
所以毛泽东说: “枪杆子里出政权。”
北京三中是男校，一水不到二十岁的秃小子。沈校长当年五十多岁，他们把母亲般的女长沈大逊打翻在地，又踏上一万只脚，让她永世不得翻身!
一〇
这位女孩是高中的学生，因不同意“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句口号，立即被一群女生群殴。她们揪住她的头发，把她打倒在地，逼迫她在地上爬，学狗叫，直到爬不动了, 罚她跪着，直到昏倒在地。她的背部、臀部全是累累紫瘀伤痕，她的膝盖也破了，青紫肿胀，她的双手，更惨不忍睹，全都脱了皮，渗出泛红的液汁，肿得已经不像人手了。
打得她昏迷倒地之后，通知家长把她弄回家去。可见她们是相知相熟的学姐学妹，否则怎知家居何处?
为了报复工农子弟对革命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冷漠和反抗，贵族红卫兵把周围胡同的“小偷流氓”全部抓了起来，拷打和审讯。校园里充满了小偷流氓的哀嚎声。被抓获的小偷流氓，几乎百分之百是工农子弟。许多被打死的小偷流氓，甚至不必通知家属，直接被卡车拉出去火化了。
她叫张玉妹，1966年才14岁。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她同班两个最要好的同学,单纯、活泼、开朗，但忽然有一天，这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竟挥动着铜头皮带，抽打自己的班主任。
他们的班主任喜欢穿西装，梳背头，天天总是衣冠楚楚，温文尔雅，那时不过才二十几岁。那天，这两个小红卫兵，一边用铜头皮带凶狠地抽打老师，一边让其他小红卫兵按着老师，愣是把老师那漆黑锃光瓦亮的大背头，剃成了阴阳头。她们把这种暴力称为“消灭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剥削阶级思想宣战!”
班主任在一群十几岁自己的学生面前，像被一群猴子在戏谑，在摧残。他低着头，弯着腰。脸上红一块，紫一块，看到这一切，她有些目瞪口呆。
但刹那间她想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她参加了“红旗”，是师大附中红五类的组织,因对校长和老师态度比较温和,红卫兵叫它“保皇派”。但不管什么派，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绝不含糊。
8月的某一天，他们十几名小“红旗”兵来到东单东总布胡同。在北京是“东富、西贵、北贫、南贱”，东总布胡同及其附近住着许多才子佳人、封建遗老遗少、反动学术权威和地富反右坏分子。
到了胡同口，居委会一个中年老大妈，用手指点着斜对面告诉我们，那里住着一个反动學术权威胡传奎。他们都惊叫了一声:“胡传魁?”《沙家浜》的主要人物胡传魁无人不晓。
" 他叫胡传奎，有一个字不一样。” 她又低声很神秘地说， "里边已经有好几拨红卫兵了。”
这是个深宅大院，一个院子套着一个院子，到处一片狼藉，衣服、瓷器、书籍及各种生活用品，散乱各处。里面已经有许多身着绿军装，臂带红袖标，扎着牛皮带的中学红卫兵。
“胡传奎在哪里?"小学红卫兵问。"在里院。"中学红卫兵答。
他们急忙奔往里院。里院的中央，站着一男一女。男的很胖，个头不高，秃顶，大约50多岁，胸前挂着大牌子，写着“反动学术权威胡传奎”。女的微胖，胸前也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反动婆子”。这就是大院的主人，胡传奎夫妇。
八月的红色首都，骄阳似火。胡传奎夫妇在似火的骄阳下不知站了多久。每来一搜红卫兵，就狠狠地揍他们一次，每次挨揍时红卫兵都叫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们都恭顺地回答:“哎，哎”。
这些中学生红卫兵， 不用上课，不用做作业，穿着绿军装拎着铜头皮带，打遍北京、烧遍北京。一拨一拨，川流不息，轮番毒打，无休无止。
至于胡传奎怎样反动，他们并不关心，只顾挖墙凿洞，寻找枪支金银。
折腾了一阵，红卫兵累了，胡传奎夫妇被折磨得狼狈不堪。红卫兵喝水，到外面买东西吃，躲到阴凉处休息，可胡氏二人没有水喝，没有食物，仍然顶着骄阳，站在院子当中，仍然挂着牌子，忍受着一拨又一拨红卫兵的鞭打。
入夜，红卫兵和衣而眠，大院子里大约有十几拨红卫兵。深更半夜，不断地有红卫兵闯来，不停地鞭打，不停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停地“哎，哎”不绝入耳。
“哎，哎”的声音越来越低，越来越弱，在红卫兵似睡非睡中，传来一阵刺耳的声音，只见半边天烧得通红，浓烟掠过，夹杂着一股异样的味道。不大一会儿，东总布胡同塞满了救火车，救火员冲着烈火喷水。
当火势被控制住以后，人们才了解到: 半夜里胡氏夫妇被另一伙红卫兵押解到斜对面那个院子里，那是胡氏夫妇的家产。他们在那儿又被几拨红卫兵轮番毒打。他们实在绝望，把衣服穿到身上自焚了。
大火迅即蔓延开来。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拉开了“文革”的序幕。
6 月初，美院附中的红卫兵也成立了，都是根红苗正的同学，主要成员都是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工农子弟。他们听到清华附中红卫兵受到毛主席的支持，并传阅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很受鼓舞。
在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有位同学还神秘兮兮地关上了大门，还开个门缝向外窥视，然后悄悄关上，很有点电影中地下工作者的感觉，觉得很神秘、很刺激，也很好玩喔。
红卫兵组织成立后，统一着装，解放军的旧军服最能代表革命品质，后来成为红卫兵的统一符号。
7月份，出现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相对应的是:“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会打洞。”
这副对联在美术学院附中立即引起大辩论，辩论在美术学院大学部礼堂进行时。只见一个穿着军装，扎着翘翘辫的女红卫兵走了进来，身后紧跟着几个同样打扮的小女孩，那劲头可谓八面威风，有一股势不可挡的架势。人们指指点点，领头的那个小女孩，就是邓小平的女儿邓榕。
辩论会开始，人们像走马灯般侃侃而谈，最精彩的一场是邓家姐妹邓榕和邓琳针锋相对，各不相让的辩论。邓琳走上讲台，指责对联是反动对联，并且公开宣布她爸爸不同意这副对的内容，她坚决站在反对这副对联的那一派。她的嗓门很大，态度鲜明，博得“反派”一阵掌声邓榕走上台来，她宣布坚决支持那副对联。她振振有词，说话很有煽动性，获“反派”一陣掌声。
姐妹俩成了对立面，同台高谈阔论，针锋相对，侃侃而谈，大有乃父之风，争到激烈处，各不相让，竞争夺起麦克风。
不知是足智多谋的邓大人，故意让两个女儿成为对立观点，让人们亮相，引蛇出洞，然后一网打尽呢? 还是文化大革命真的深入灵魂，姐妹俩也形成对立观点?
1966年8月18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毛泽东身着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检阅了百万红卫兵游行队伍。浩荡的队伍，红旗飞舞，口号震天。
美院附中的红卫兵，被邀请站在天安门的东观礼台上，离毛泽东那么近，他们亲眼看到泽东向他们摇动帽子。那天，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高呼: “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红太阳!”她喊出了红卫兵的心声:
在那一刻，他们年轻的心沸腾了，无限激动地张开双臂向著毛主席跳着欢呼: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当时天安门广场百万红卫兵震天动地的欢呼，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林彪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并肩而立，他在讲话中第一次将毛泽东冠名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这四个伟大，通过天安门广场的高音喇叭传向四面八方，使毛东的名字响彻云霄。
自那天起，毛泽东就成了神的化身，红卫兵下定决心，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大会之后，美院红卫兵更加疯狂，他们“破四旧，立四新”，冲进学校四楼素描教室，把許多教学用的石膏像，大大小小，摆在小操场上白花花一片。那都是当教具，进行美术教学用的由于它们是裸体模型，便被宣判为腐朽的资产阶级。
为了记录“破四旧”运动这一庄严的一刻，还有媒体摄影记者在场。所有的红卫兵，都异常重视这一行动，都穿好绿军装，扎好皮带，戴上红袖章，个个神情严肃。一声令下，排在四周的红卫兵小将抡起手中各种器械，砸向石膏像。顿时白色石膏的碎片和粉末四处横飞。摄像机咝咝地响着，摄下了一场“愚人节”的伟大时刻，象征”大洋古封资修四旧”的石膏教具，顷刻化为一地碎片。
美院附中的红卫兵，庄严隆重地亲自摧毁了母校的美术教学用的教具，罪名是“大洋古封资修”，尤其那些裸体的，西洋的维纳斯、圣母像。
有一本关于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书，说少年毛泽东从小就树立了远大革命理想，为天下勞苦大众谋利益，他用以励志的座右铭就是孟子的“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为此，有的女孩常常进山，以锻炼革命胆量。
有一天，当黑夜来临，她独自一人爬上了施洋烈士墓。在墓前的亭子里坐下。山上很荒芜亭子周围长满了蒿草，没有灯光，周围一片漆黑，游人不见，万籁俱寂，只有草丛中的秋虫在低鸣。她告诉自己，做革命者必须勇敢，无所畏惧。于是她坦然地躺到木条凳子上。半夜里，突然，她看到有两个黑影向她慢慢接近，她毫不畏惧，革命者敢于面对一切。当两个人来到面前。他们背着枪，原来是解放军。其中一个将手电光打到她跟前的地上，她坐了起来。他说:
“小姑娘你怎么一个人睡在山上，碰到坏人怎么办?”
他们把她送回家中，当父母看到她时非常激动，显然为找不到她非常着急。这就是一个十几岁女孩子的伟大抱负和追求。
如果说青少年学生造反，是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红色接班人，实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解放世界三分之二水深火热的阶级弟兄。那么农民造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追求就不那么崇高了，仍然像土地改革那样，为了财富。
几十年后，有的当年的贵族红卫兵忏悔了，回顾当年她为什么会殴打素不相识的人，这要从她幼年受的教育溯本求源。
她出生于军人家庭，军队是国家机器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国家利益的捍卫者。她自幼就在阶级斗争教育体系长大，具有强烈的为理想献身的情怀和军队特有的强烈荣誉感。所以她事事争上游，是学校少先队大队主席，学校学生代表，又是学雷锋的先进典型。
雷锋的爱憎分明，“对同志要像春天一般温暖”、“对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这些警句深深地渗透于她的灵魂中。有一首歌，对她的影响很强烈，就是《唱支山歌给党听》，其中有段歌词是:“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夺过鞭子揍敌人!”因此，她的爱憎感情非常强烈，文化大革命中自然付诸行动，夺过鞭子揍敌人了!
毛泽东1963年号召向雷锋学习，那年她才13岁，一本《雷锋日记》她几乎翻烂了，几乎都能背下来，对她的影响极深。雷锋思想的核心是无限忠于毛主席。她热爱雷锋，也像雷锋那样从心里崇敬毛主席，“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句雷锋的经典，成为她人生的座右铭。
文革开始，毛主席让他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他们能不去扫吗?毛主席让他们去破四旧，他们能不去破吗?毛主席让他们去打黑帮，他们能不去打吗? 并且，在打那些阶级敌人时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下手毫不留情，就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拿起鞭子揍敌人。
几十年后，通过反思，他们才认识到，文革的发生实际早已奠定了动乱的思想基础，那就是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也早已奠定了基础，那就是由毛泽东亲自倡导的学习雷锋而兴起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包括全军推广廖(初江)、丰(福生)、黄(祖卞)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报告。在这个思想基础，林彪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国人民的头脑，配合毛泽东制定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原子弹。在此基础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自然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了!
文革中被破坏的珍贵文物清单：
1、炎帝陵主殿被焚，陵墓被挖，焚骨扬灰。
2、造字者仓颉的墓园被毁，改造成了“烈士陵园"。
3、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4、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
5、世界佛教第一至宝，佛祖释尊在世时亲自开光的三圣像之一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6、孔子的坟墓被铲平，挖掘。“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塑像被捣毁。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贻的坟墓被掘开。
7、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文革后去霸王庙的凭吊者，见到的只是半埋在土里半露在地上的石獅子。
8、在横扫一切的风暴中，霍去病的霍陵也遭了殃，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去病的
也毁于一旦。
9、顾和园佛香阁被砸，大佛被毁。
10、王阳明文庙和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的塑像，全部在“文革”中被平毁无遗。
11、古城太原的新任市委书记三把火，第一把是砸庙宇，全市一百九十处庙宇古迹，除十几处可保留外，通通毁掉。他一声令下，一百多处古迹在一天之内全部毁掉。山西省博物館館长闻讯赶到芳林寺，只检回一包泥塑人头。
12、医圣张仲景的塑像被捣毁，墓亭、石碑被砸烂，“张仲景纪念馆”的展览品也被洗
空。“医圣祠”已不复存在。
13、河南南阳诸葛亮的“诸葛草庐"(又名武侯祠)的“千古人龙”、“汉昭烈皇帝三顾处韬武略”三道石坊及人物塑像、祠里存放的明成化年间塑造的十八尊琉璃罗汉全部被捣毁，野饰物被砸掉，珍藏的清康熙《龙岗志》、《忠武志》木刻文版被焚烧。
14、汉中勉县“古定军山”石碑，也因诸葛亮是个“地主分子”而被砸毁。
15、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被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
柏陪伴书圣失去了居所的亡魂。
16、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二人的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毀。
17、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
18、河南汤阴县中学生将岳飞等人的塑像、铜像，秦桧等“五奸党”的铁跪像，连同历州下的碑刻"横扫”殆尽。
19、杭州革命青年砸了岳庙，连岳飞的坟也刨了个底朝天。岳武穆被焚骨扬灰。
20、阿拉腾甘得利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园被砸了个稀烂。
21、朱元璋巨大的皇陵石碑被拉倒； 石人石马被炸药炸得缺胳膊少腿;皇城也拆得一干净。
22、海南岛的天涯海角，明代名臣海瑞的坟被砸掉，一代清官的遗骨被挖出游街示众。
23、湖北江陵名相张居正的墓被红卫兵砸毁。焚骨。
24、北京城内的袁崇焕的坟被夷成了平地。
25、黎平故里安葬的是明末名臣何腾蛟，他的祠堂中的佛像被扫了个一干二净，而且把平人最引以为荣的何腾蚁的墓给挖了。
26、吴承恩的故居在江苏淮安县河下镇打铜巷。他的故居不大，三进院落，南为客厅，为书斋，北为卧室。几百年来，曾有无数景仰他的人来此凭吊此故居和他的墓。可是“文革《西游记》成为一封、资、修” (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里的“封”。吴氏故居也就 “被毀为一片废墟”。
27、红卫兵掘开蒲松龄的坟，教书匠蒲松龄真穷，墓里除了手中一管早烟筒、头下一外，只有四枚私章。他们对蒲氏私章不屑一顾，弃之于野。尸体被捣毁。
28、建于1959 年的吴敬梓纪念馆在“文革”中被铲平。
29、山东冠县中学红卫兵在老师带领下，砸开千古义丐武训的墓。掘出其遗骨，抬去游街，当众批判后焚烧成灰。
30、张之洞的坟被刨开。张是个清官，墓里没一点珍宝，红卫兵将张氏夫妇尚未腐烂体吊在树上。张氏后人不敢收尸，任尸体吊在树上月余，直到被狗吃掉。
31、北京郊区的恩济庄埋有同治、光绪两朝的宫廷大总管李莲英的墓，凿开的墓穴里，只有头骨，不见尸骸，衣袍内满是珠宝，后不知所踪。
32、河南安阳县明赵简王朱高燧的墓被挖毁。
33、黑龙江黑河县有座“将军坟”，因为属于“帝王将相”，也遭到严重的破坏。
34、宋代诗人林和靖(967-1028)的墓也在被毁之列。
35、清末章太炎、徐锡麟、秋瑾，乃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中的杨乃武的墓，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声中做了牺牲品。
36、一位年轻的中学老师领着一帮初中生以“让保皇派头子出来示众”为由，刨开康氏墓，将他的遗骨拴上绳子拖着游街示众。革命小将们一边拖着骨头游街一边还鞭挞那骨头，好像相信康氏灵魂附着在骨头上似的。游完街，康氏的头颅被送进“青岛市造反有理展览会”，标签上写道:“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康有为的狗头”。
37、浙江奉化县溪口镇蒋介石旧居，蒋氏生母的墓被上海的大学生领导的宁波中学生掘开，其遗骸和墓碑都被丢进了树林。
38、南漳县为抗日名将张自忠建造的张公祠、张氏衣冠冢和三个纪念亭均被破坏。
39、杨虎城将军，虽被国民党处决，仍是红卫兵眼中的“国民党反动派”，墓及墓碑都砸毁。
40、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的壁画，曾被俄、英、德等贪婪商人盗割，卖到西方。但那运到国外的壁画毕竟被博物馆珍藏，并未毁掉。而中国人自己干的“破四旧”却重在一个“破”字: 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存心让那些壁画成为废物。
41、山西运城博物馆原是关帝庙。因运城是关羽的出生地，历代修葺保养得特别完好。门前那对高达六米的石狮子可能是全国最大的。“文革”时那对狮子被砸得肢体断裂，面目全非;母狮身上的五只幼狮都砸成了碎石块。
42、安徽霍邱县文庙，雕梁画栋、飞檐翘角，龙、虎、狮、象、鳌等粉彩浮雕皆为精美的工艺美术品。房饰浮雕在“文革”中统被砸毁。“文革”后省、县拨款数万修葺，“尚未完全复原”。山东莱阳文庙，大成殿雕梁画栋、飞檐斗拱，气势雄伟……“文革”期间，大成殿被拆除。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的吉林市文庙，“破四旧”中严重受损，荒废多年，“文革”后历时五年方修复。
43、唐代高僧褒禅结芦安徽含山县花山，死后弟子改山名为褒禅山。宋王安石游览此山，作《游褒禅山记》后，褒禅山遂名扬四海。因是“四旧”，褒禅山大小二塔被炸毁。
44、全国最大的道教圣地老子讲经台及周围近百座道观被毁。
45、宋代大文豪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经另一宋代大家苏东坡手书，刻石立碑于安徽滁县琅琊山脚，当初欧阳修作文的醉翁亭，存世已近千年，前去革命的小将不仅将碑砸倒，还认真地将碑上的苏氏字迹凿去了近一半。醉翁亭旁，堂内珍藏的历代名家字画更被搜劫一空，从此无人知其下落。
除了有计划地毁灭古迹，文物古董毁坏的更多:
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光烧光。“文革”过后梁漱溟回忆抄家时红卫兵的举动时说:“他们撕字画、砸石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意儿’。最后是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亲三代购置的书籍和字画，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
名满天下的上海书法家沈尹默，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担心“反动书画”累及家人，老泪纵横地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以及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一撕成碎片，在洗脚盆里泡成纸浆, 再成纸团,进菜篮，让儿子在夜深人静时带出家门，倒进苏州河。
作家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军管会的军代表指着他工作室里的图书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没有什么不服，” 沈从文回答，“要烧就烧。”于是，包括明代刊本《今古小说》在内的几书架珍贵书籍被搬到院子里，一把火全都烧成了灰。
红学家俞平伯自50年代被批判后，便是饮定的“资产阶级反动学者"。抄家者用肮脏的麻袋抄走了俞家几世积存的藏书，一把火烧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的研究资料。
当时，中国特有的刻瓷艺术家仅剩北京朱友麟一人。周恩来曾规定朱的作品是国宝，不得出口，可是前去抄他家的红卫兵将他的作品摔了个稀烂。不久，朱凄惨地死去，国宝不复再现。
中国画院副院长陈半丁年已九十，批斗之余，作品被焚烧。
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画被抄后，堆在当街焚烧。幸亏一位过路人以“工人”的名义镇住革命小将，打电话给上海市委，才派人制止。但已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的字面、器皿不计其數。
因江青点名咒骂了名画家齐白石，北京的红卫兵砸了他的墓和“白石画屋"，又逼着齐的儿子齐良迟刨平齐白石自书的匾上的字迹。
上海画院75岁的画家朱屺瞻，家中收藏的名人字面被搜罗一空，七十余方齐白石为他篆刻的印章一个没剩。
1952年，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前妻杨宛君将张在甘肃敦煌石窟现场临摹的260幅唐代壁画全部献给了国家，自己仅保留14幅张氏为她作的画。“文革”时抄家者光顾杨宅，那14 幅画被搜走，从此全都没有了下落。
一一
“倒是一些高干子弟，他们手眼通天，消息灵通，一搞就是跨地区、跨单位的组织，什么西城区纠察队’、'东城区纠察队"，还有‘海淀区纠察队”。这些联动的头头都是各学校高千子弟出身，刘邓搞资反路线时，他们都是各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是跟着工作组的。现在形势变了，刘邓靠边了，有些人的父母也受到了群众的冲击，甚至被打倒了。这时，他们是作为中央文革的对立面的保守组织，而且背后都有重要人物在支持他们。”
——《回忆江青同志》第11页
紫阳县的保守组织也是这样演化出来的。
他们文革初期，在首都北京，制造了血腥的“红八月"，打死1772人，捣毁、焚烧了那么多价值连城的古文物和文化古迹。
如今，他们又把罪恶之手，伸向北京郊区的大兴县，史称“大兴·八·三一事件”。
戚本禹这样回忆道: “北京大兴县发生的惨案，开始是我和王力去处理的。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打人、杀人的听到风声都跑了，找不到人了。还有康生有个孙女，叫张力，在那里当委书记。张力是知道怎么回事，给我们详细地说了乱杀人的过程，那手段是非常残忍的，被告们指为地富反坏右的大人小孩推到坑里就给活埋了。她说这都是联动的人过来布置的，还说有些来的人看上去年纪已经不小了，根本就不像是学生，而且还有警察带他们来的。”
——《回忆江青同志》第12页
《齐鲁书社》原总编孙言诚在《血统论和大兴“八·三一事件”》中这样写道: “农大附中開大会。‘红卫兵纠察队’把131个出身不好的同学拉出会场毒打，皮鞭抽、棍子打，皮鞋踩……邊打边喊: ‘叫你们这帮狗崽子尝尝无产阶级的火药味!'
”。
“最恐怖的还是榄杆市地区，一批批红卫兵乘坐专门调派的公交车从各处赶到这里，对这一带的‘牛鬼蛇神’大打出手。一连几天，大量的人被打死。”
“新风霞曾撰文说: 8月26日到8月28日，是北京打全堂的时候。她听到一个红卫兵说:‘ 今天北京市全面开花打全堂(牛鬼蛇神)，一个也跑不了!’
”
“复仇的气氛由城里扩散到郊区，终于引发了大兴·八·三一事件”。
“8月27日，中越公社派出所负责人召集公社副主任、武装部副部长、派出所民警和红卫兵负责人开会，会上宣读并印发了西城纠察队‘以血还血，以命抵命’的传单，决定全公社统一行动。当晚，燕丹砖厂声言有人搞反革命暴动，打死四人。派出所负责人赶赴现场表示支持，并说:‘现在公安局打破旧框框，群众说了算，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28日、30日，公社两次召开电话会议，逐村公布打死人的数字，宣称‘破四旧’进展顺利，打死‘黑五类’大快人心。回龙观行动不力，会上受了批评，于是连夜打死30余人。到9月6日为止，全公社共打死144人。”
“闻听中越公社打杀‘黑五类’，黑山寨公社公安员分别到黑山寨、辛庄两村和黑山寨中学游说，说:‘红卫兵打坏人没事，中越公社一个砖厂一夜就打死十几个人。’ 8月29日晚，黑山寨大队在中学操场打死‘四类分子'2人。有教师问:‘这样做符合政策吗?"公安员答:怎么不符合?对地富可以武斗，这就是当前的政策。’同一天，经公安员批准，辛庄大队打死9人。随后打杀之风蔓延到望宝川、南庄、北庄等大队。打杀中提出了‘斩草除根，留女不留男’的口号，因此几个月的男婴也被打死，妇女则被逼改嫁他乡。到9月4日止，全公社共打死67人，其中未成年的孩子 18人。
“一个小女孩吓得哭喊着逃跑，后面的红卫兵追赶。一位赶大车的急忙把她藏到大车上的篷布里，那个女孩吓傻了，又挣扎着逃走，后面的红卫兵追上来，只一锨拍倒了，像拍一只蜜蜂，就这样拍死了!”
“8月26日下午，张某在县公安局召开会议，参加者有河北农大园林化分校(简称林校)黄村中学的红卫兵负责人和黄村镇镇长、黄村派出所民警等共9人，会上张某介绍了27家‘四类分子’的情况，共分析人都在家怎么办，家里没人怎么办，家里有人外地还有人怎么办。成立了指挥部，划分了战斗组。具体分工是:黄村中学包一、二、三街和高米店，林校包二、三、四街，定于27日下午3点统一行动。红卫兵问:‘如果被抄户有东西弄不出来，打他行不行?’张说:‘在气愤之下，打两下也没什么。’又问:‘打死怎么办?’答:‘打死就打死吧。’”
“8月27日下午，黄村开始破‘四旧’，当天就打死2人。”
“同一天，黄村派出所指导员和公社武装部干部联合召开黄村公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连长会议，指导员在会上说:‘四类分子不老实，打死就埋。要狠批、狠斗，打死也就打死了，先下手为强。’ 29日，黄村公社‘文革’小组组织四个大队的红卫兵去李庄子大队打杀‘四类分子’，公社管委会主任则亲自去东磁各庄大队点火。”
“杀人风也蔓延到芦城和天堂河公社，仅天堂河公社新立存大队就打死53人。”
“到8月29日为止，黄村、芦城、天堂河三个公社共有14个大队打死人。”
“8月30日，天堂河公社马村大队治保主任又将全队‘四类分子'及其子女100多人集中关起来，设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个监狱。大队书记李恩元率十几人在大队部审问，随提随审、随杀、随埋(流水作业)，一条龙行事，夜里11点，县委书记王振元赶到马村，在一小队猪场劝阻杀人，李恩元等根本不听。王回县委，在请示了市委之后，又带十几名干部赶赴马村。”
“马村的民兵在村外布了三道防线，严禁外人进村。县委的人9月1日凌晨1点赶到，了三次，到晚上八九点钟才冲到村口第三道防线前。王振元厉声喊: ‘你们不让我们进村，杀了我这个县委书记吧!’ 民兵经过请示，这才允许他们排队进村。同行的张连和这样描述:
‘全村被白色的恐怖笼罩着，鸡犬无声。刑场设在大街西头路北的一家院子里。’……们排队进院时，看见活人被绑跪着，死人横躺竖卧，鲜血染地，惨不忍睹。有两辆小推车往外运尸体……两人抬起一个被打死的人装在小推车上，还没有推出门又活了，一挣扎掉在地上，一个人上去狠拍两铁锨，又装在车上运走了。”
“王振元劝李恩元停杀，李把杀猪刀往桌子上一拍，道:‘不叫杀了，他们反过来杀我们下中农怎么办?’ 据吴德讲，最后还是市委派秘书长马力和卫戍区政委刘绍文、张益山去，才止住了马村的屠杀。结果是杀了34人，救出108人。”
“动手最晚但杀人却最多的是大辛庄公社。8月29日大辛庄公社‘文革’组长胡福德到黄串连。30日他搭乘县公安局张某的车回公社。路上胡问张:‘打死这些人怎么办?’张答:‘打一个往市局报一个，市局也没有回信。’ 到公社吃午饭时，张某对公社干部说: ‘你们还等什么等外援呢!’ 胡福德遂与‘文革’副组长高福兴研究，决定当晚召开全公社17个大队主要干部参的秘密会议。”
“会议由9人小组主持，胡、高之外还有公社副书记李自永、李冠清等。公社正书记贺喜因为是地主出身，被9人小组关押着，他险些遭杀。会上制定了杀‘四类分子’的计划，胡当宣布:31日夜间10点半统一行动，是‘拔尖子’还是‘一扫光’，由各大队自己决定。最后要求会者宣誓:严守秘密，不做叛徒。”
“30日夜，全公社有9个大队杀了人，公社所在地的黎明、中心、新生、宏升四个大队时行动。高福兴亲临杀人现场督战，批评宏升杀得少(杀2人)，表扬黎明杀得多(杀11户人)。是夜全公社共杀死110人。”
“从29日到31日，大兴共杀324人(男232人，女92人)。被杀者，最大的82岁，最小的才38天。杀死四类分子175人，家属子女137人，其他12人。涉及171户，有22户被杀絕。由于31日杀人最多，故后人称之为大兴‘八·三一’事件。”
“9月1日市委秘书长马力向全县做了广播讲话，市、县又向杀人的社队派了工作组，态才基本上得到控制。”
——《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