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亲历家国
3_1.入关大连
飞机平稳着陆在大连周水子机场，这是我首次搭乘国际航班抵达大连。周水子机场规模不算大，过去搭乘国内航班到大连时，飞机常常会停靠在离航站楼较远的位置上，然后借助机场巴士传送乘客从停机点到航站楼。今天，这架飞机直接停在航站楼，舱门与登机口相连，海关安检工作人员早已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我望着窗外这座熟悉的小航站楼，想到在这座我生长的小城市有模有样地入关，让我感到有些异样。我明白：入关之旅正式开始。
在经历了疫情三年之后，中美两国间的交往就如同行走在两个平行世界中，说着相同的话，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说着不同的话，理解更是会天差地别。步入入关通道，看着各个关口上站着不同制服的人员，我心头升起一股担忧。我不确定今天在大连这个关口会是什么样地一番经历？
首先是防疫关卡。通道上设置了扫码柱，每个人都需用手机向扫码柱扫描自己的健康码。如果柱顶的灯显示绿色，即表示可以通过。但我的灯却未变绿，于是我询问站在柱旁的一名穿着“大白”防护服的女防疫员。她手中持着一份名单，要我检查自己是否在名单上？名单上列有十多个人的名字，我一看，我的名字就在上面！
随后，另一位女防疫员将我引导至一个小房间。房间内已经有几个人正闹哄哄地争论着。我发现自己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是我的健康申报仅覆盖了前48小时，而没有包括当天的24小时，因此需要手动进行修改。而这里闹得不可开交的人正是因为此类的问题。这些女防疫员接过大家的手机，一边问话一边替大家操作，然后还回手机放行。当她接过我的手机时，我心中涌上了一股熟悉感，这里到底是大连！想想在上海和北京，这种情景几乎不可想象。然而，我仍需要解决另一个问题。一名防疫员拿来了一个粗短的吸管，让我张开嘴，从我喉咙中吸取了几口气后，告诉我也可以离开了。我询问是否需要等待结果，她回答不需要。
随后，我来到边境关口。对非中国公民开放的只有一个通关口。但使用这个通关口的人稀少，通关者不需要排队，可以随到随通。透过玻璃窗，我见到的是一名穿戴警务制服的女性边检员接过我的护照，她在系统中找不到我的信息，询问我是否第一次回国。交谈中我察觉到她口罩后面的微笑，知道今天的入关应该不会太难。输入了我的身份信息后她拍了我一个照，我留下指纹后便被放行。
领取到托运行李后我推上行李车进入海关关口。一位海关人员指导着大家只将随身携带的行李放在检查传送带上，领取出的托运行李可以直接推出检查口。气氛有点类似于火车站的安检过程，忙碌但不紧张。我没有想到海关检查会如此轻松。通过这道检查后，整个入关的流程就走完了。我重新整理好行李，拖着一个大箱子和两个小箱子，还没走出宽敞的海关出口，就看到门外前来接我的人。
整个入关过程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远远好过我的预期，让我内心产生一份亲切感。之前我曾做了最坏的评估：虽然上海和北京那里的关检人员通常都非常严肃，但一般情况下他们非常专业，我并不担心会出现极端的情况。与之相反，大连作为一个相对小众的关口，对法规执行是否会过头，尤其在防疫和海关方面，心存担忧。事实上，我在出发前已告知前来接我的人，如果他们一个小时内等不到我，可以不必等待了。我还记得文学城上有人曾经分享过一个人入关的经历，那个人在防疫检查点等候了整整九个小时才获得放行。
周水子机场几乎位于市区内，乘着接我的私家车我很快回到家中，见到已有四年未谋面的老爸老妈。
3_2.冻暖银联卡
因为刚一回国我没有手机支付能力，在韩国又消费掉一些随身携带的人民币现金，回到大连当天下午，我便去了银行。我随身携带着一张国内的银联卡，国内的消费就完全依赖它了。银行离家不远。当天是星期天，也是五一长周末的第二天，银行不营业。不过，24小时自动提款机保持运作。我很快来到了这家银行。我以前多次使用过这家自动提款机。
自动提款机被固定在一个独立的小空间里，进去后可以将门反锁。我熟练地插入卡片，按照机器的指示输入密码，下达提款指令。然而只听到自动提款机反复发出机械的嘎嘎声和扫描声，半天也没有吐钱的意思，又突然停顿，然后接着再次这番过程；几次循环后，最终听到卡片插槽发出重重的一声，银联卡被吞进了机器内部。听到这一声，一直疑惑中的我大吃一惊，开始按取款机上的各种按钮，希望它至少能把卡吐还给我。但取款机只是反复回应：“请插入银联卡”。
我一时头都大了。当天不营业的银行没人可找来帮忙。但我注意到提款机上方有一个摄像头和警报按钮，于是我按下了警报按钮。报警话筒的那一端传来一个男声，他听了我的陈述，说这属于业务问题，并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建议我与银行直接联系。我告诉他我没有电话，他问我怎么会没有电话呢？我没有告诉他我手头上的美国手机在国内不好使。我记下了电话号码，感谢了他，然后挂断了警报按钮。我心想，怎么一下飞机第一件事就遇到了这种事？
当我走出这个小空间打算离开银行时，我突然看到对面墙上挂有一台座机电话，旁边还写着一个和我刚才记下来的一样的电话号码。我拨通了电话，但一听就知道是在与一个自动语音机器进行交流。我按照指示按电话上的输入按键，其中一个步骤要求我输入银联卡号。幸运的是，离开美国前我曾在手机上拍摄了这张卡。我赶快打开手机，找到那张照片。在输入了卡号后，我终于明白了，这张银联卡的持有者身份已失效。因此，我离开银行时多少放下了点心。回家的路上，我庆幸自己有这张卡的照片，要不事情就变成无头无序了。
这张银联卡是我家真正的老板的。卡本身没有失效，只是因为这张卡是用护照注册的，疫情期间护照过期，我们又没有机会回国更新注册，导致这张银联卡不能被使用。这是我以前没有考虑到的。没有了这张卡，我再次陷入了现金不足的金融危机。
两天后，我再次来到这个支行。银行恢复营业，我早早就带着美国发过来的新旧护照复印件来了。支行里只有三个人：一名男保安和两名年轻女员工——国内称她们为"美女"。在保安指引下，我坐到窗口前，直截了当地说：“我的银联卡前两天被你们的自动提款机给吞了……” 。说话间，大厅里的另一位应该是位主管的女员工走到我身后。我接着说：“我刚从美国回来，全靠这张卡度日，幸好你们的分行在一楼，否则那天我就跳楼了……"。看我如此可怜兮兮，这两位女员工尽了最大努力来帮助我。尽管我的账户被冻结，但她们还是还回我那张卡片，并告诉我账户余额。她们甚至尝试帮我提取出点现金，但被系统否决。我非常感激这两位"美女"。
为了解除冻结，我前往大连总行。我被告知需要由本人携带护照，或者由经过中国驻外领馆公证的他人携带本人的护照来完成。
鉴于这种情况，我加快了办理我自己的银联卡的步伐。这是我回国前事先就计划好的。这首先需要一个绑定实名手机号的手机卡。当我从美国回到大连家时，家里的桌子上已经放着一张“中国移动”的手机卡，上面有一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关联我父亲手机的帐户，但号码实名在一位朋友的女儿身份上。这点当时我还不清楚。我从美国专门带回了一部苹果手机，然后将该手机卡上的芯片更换成桌上那张“中国移动”手机卡。
更换了芯片后，我需要重新设置手机的配置。最初，我以为新芯片手机的设置，像ID、密码等，会独立于我随身的另一部美国手机。但不管我如何尝试，设置都是一致的，最后只是各自的电话号码不同，装配国内芯片的使用国内号码。
设置新芯片手机后，我携带护照去了“中国移动”总部，打算将那台手机号码进行我个人的实名认证。进门有两位女性员工坐在柜台后。她俩看到没有了芯片的电话卡后，凭着上面手写的电话号码，立刻认出来：“这是你家小姑娘前两天带着爷爷的身份证来办的，她也必须亲自来。”我有些疑惑，难道这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吗？后来我明白了，这次要做的是将手机号码的实名认证从这位小姑娘的名下转移到我的名下，所以我们两人都必须亲自前来。我知道小姑娘现在很忙，决定等几天再说。
与此同时，我前往银行开始申请银联卡。我选择了同一家银行。当银行工作人员了解到我正在办理手机号实名制时，建议我之后再来申请，并要求我一起携带获取实名认证的文件。这样，我也暂时搁置了新卡的申请。
在这期间，我去了几家不同的银行。有些银行一听申请人是外国护照持有者就表示拒绝；一些银行则表示接收，但有些情况会有所不同。有一家银行规定银联卡的有效期取决于持护照者当前签证的有效停留期，不取决于护照的有效期；这个也是挺特别的。很快，我的朋友得知我遇到了金融危机，于是让她女儿抽空去办理一下。她的女儿只需要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就行了。那天，她签完字后立刻离开，然后我继续办理后续手续。实名认证的关键步骤是拍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人对着镜头，一只手持护照身份页，另一只手持有电话号码的二维码纸。实名就是将人、身份、和号码如此统一在一起。
完成了手机电话号实名认证后，我顺利地办下了我的银联卡。新加的地方是，手续中不仅需要提交护照，还要填写一个所在国报税需要的号；在美国，这就是社安保险号。从别的地方转来一笔钱后，我的现金短缺的金融危机便解决了。
有了银联卡，再加上实名手机电话，我便有了国内手机支付的能力。这是国内生活的一个特色。在大连，使用现金去支付日常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也不会感到不便。但一旦涉及到需要实名制认证的出行、住宿、快递等，没有手机支付去清算其消费几乎就不可能。
3_3.内居外宿
回国前，一位朋友多次提醒我，一定要在回国后的24小时内前往当地的公安局报备。他曾提到一位同乡的经历，这位同乡由于没有及时报备，不仅被罚款，还像抓罪犯一样被拍照和按手印。
在入关的时候，边检人员会夹一张纸单在护照里。纸单上面的第一条规定像我这样的人需要在24小时内向当地的公安局报到。所以，当我下午回到大连家后，我便带着护照来到了当地的公安局。
社区公安局离我家不远，只需出门转两个弯就到了。这是一栋崭新的大楼，正门敞开，进去是一个类似车库四周宽敞但空旷的房间，房间内仅在面对着正门的墙壁下放置了一张长桌和几把靠着墙的椅子。两位警察并排坐在长桌后面。我走了进去，询问：“我刚刚从美国回来探望父母，是不是有规定需要来这里报道备案？”其中一位说：“我打个电话问问。”查询后回答：“你需要去五楼。”我坐着电梯上了五楼，一出电梯就进入了公安局这层的内部大厅，大厅里面设置着成片的办公格间。不远处一位警察招手示意我，我径直走向了他的办公格间。
我首先说明：“回国回家住需要到公安局报道，西安那边说那是疫情期间的事儿，现在不用了；安徽那边，不报道还要罚款，咱大连是怎么个情况？”他说：“得报道，要不罚款的。”他告诉我负责此项业务的同事正在休假。然后，他喊来了另外两名警察来帮忙。听着他们彼此称兄道弟的叫着，看着他们身穿着的警服，让我起初觉得有些滑稽，看香港电影警察们不是彼此应该叫“警长”或“Sir”之类的吗？再怎么也不是称兄道弟呀？一会儿，我们四人围坐在一台计算机前，开始履行报道备案手续。
这位警官先在内部网站上找到了所需的报告表格。另一位同事接过我的护照，寻找我入境大连的入境章，但找不到。他问我，我回应说：“难道我是空投进大连的不成？” 我接过护照，十年签证中国领馆贴了一张附加页，说一旦这份护照过期了该签证仍然可以继续用到下一本新护照上，我的入镜章盖到了护照本被附加页挡住的那页，一时谁也找不到。我觉得那位女边检员心挺好的，节省我护照本上有限纸页的使用。我们接着往下填。大家都是第一次办理这件事，你一言我一语；拿不准的，就往“其他”那个项上打勾。填完后打印出来，这位警官严肃了一下，签上他的名。我也严肃一下，签上我的名。他再复印一份，把原件给了我。我的报备就完成了。
这期间，也有我认识的从美国回大连的，没理那个茬，没去报这个备。人家也无忧地来，无虑地回美了。我以前也没报过备。这次要和父母住三个月，报备了也安心。但我一直对那位朋友说的那同乡的遭遇，将信将疑：罚款之外，还如同抓罪犯那样，拍照和按手印——这有些太过分了吧。有法是要必依，说太过份是指在法度上。美国算是挺法治的吧。但法院掌管执法度，受法官和陪审团“人情”的干预也“屡见不鲜”：如果这个案子被同情，这个度会低一点；反过来，法度亦会高很高。美国都难免脱俗，我们中国社会，远脱不开人情、社情、祖宗情。那位朋友同乡的所谓遭遇，不听到当事人亲口说，我很难相信。
外籍华人回国去当地公安局报备，只要求那些住宿亲人家的。如果住旅店，就没有这个要求。就为了这份自由，我决定出去走走，决定去趟成都。
自从有了手机支付能力，让我也觉得有些神通广大。去成都，用携程订宿，我找到一家提供给单人住的十分经济的酒店。酒店在高铁站旁边，比仁川住的那个还经济便宜，以至于内人认为这可能是个乱七八糟的旅店。刚预订时，我也有存疑，打了个电话获得酒店涉外的肯定答复。去到后更知道，七月底成都召开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人家这个酒店还是住各国大学生运动员的指定酒店。
这次出去走走长了个见识：一般说，高铁站都是建在一个城市的新区，所以高铁站周边的旅店定是新规划出来的，没有老城区那种鱼龙混杂的状况。这样，住高铁站旁边的酒店可以说更加安全。可是，我还是想看看鱼和龙是怎么混杂的，便试着在携程上订市区中心的酒店。不是旺季，酒店纷纷打折，让人美哉。但仔细浏下来，许多酒店的政策栏里宣示：“本优惠价只给有身份证的中国公民”。在我看来，这有点歧视了。在美国，也有只对某类群体优惠的。比如，密西根公立大学的优惠学费，只给那些密西根上税的居民子女，这居民和其子女可以是美国公民也可以不是。个体消费优惠的区别对待纯粹因为来自身份上的理由，我个人不甚认同。
预订的高铁站旁边的那家酒店没那个政策。我把剩下的所有的住宿，全都转订到高铁站旁的那家酒店。鱼和龙是怎么混杂的就管不了那么多了。
从成都回大连的路上，想看看殷墟博物馆，打算在路过的安阳停留一晚。安阳应该是个县级市，粗粗地用携程搜索了一番，能涉外的酒店，大多都有那个政策。最终，我调整行程：白天停留安阳一天，去殷墟，晚间乘火车离去；虽然合意的列车是凌晨3点的。
殷墟博物馆，专门为参观的客人设置了一条由路面进入博物馆地下正门口的通道，并将通道演绎成历史的穿越线。人们脚始近代，迈向远古，从地面走到地下，直到进入这个商朝博物馆地下正门口。在通道一处，由秦朝迈入战国时代，我不由地停顿了一刻。那一刻，我似乎真的穿越了，回到始皇和刚刚去过的都江堰。当年，还没有成为始皇的秦王嬴政，得知都江堰（应该是郑国渠）是一个间谍工程，各诸侯国企图使秦国在这个工程上耗尽财力和精力而无暇图谋他们，大怒，随即下书逐客令，要赶走所有的非秦国人。李斯，一非秦国人也，上书秦王，驳斥逐客令，打动嬴政。嬴政收回成命，并且重用李斯，终统一中国，位始皇。当年的古人是何等的宽大心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