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著借鉴黑泽明电影《罗生门》手法，中、日、第三方分别叙事。采用新鲜第三方史料，本是张著一大优势。但她对史料的运用存在瑕疵。第三方叙事本应集中呈现第三方经历的事件经过，但张著重点似乎是拉贝、韦如柏（Robert Wilson）和魏特琳（Wilhelmina Vautrin）等第三方人物生平事迹的介绍和颂扬，叙事视角存在偏差。
张著第141页有这么一句，“拉贝甚至抓到一名日本兵在后院的一间茅草屋里强奸一名妇女，一名军官除打了强奸者一耳光，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一般理解，耳光也是一种惩罚，尽管跟强奸行为的恶劣程度相比过于轻微，至少说明这名日本兵这次强奸并没有得到上级许可。事实最有力量，夸大和缩小都会损失力量。
有关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她搜集不同来源的数字，可靠性天差地别，但她缺乏分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超过20万，不知道她为什么写成260000。江苏社科院孙宅巍先生根据南京当时尸体埋葬的数据，推算死难人数超过227400。太田 久雄少校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报告，他所在部队共往南京秦淮河抛尸19000具，邻居部队共处理尸体81000具，其他部队抛尸50000具，总计整好150000具。凑成的这个15万令人生疑，而且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他没说这15万尸体全部都被抛往河中或被焚烧，他明确说了有的被抛入地坑。孙宅巍的数字不包括抛往河中和被焚烧的尸体，但包括埋入地下的尸体。张著不加分析，将太田的这15万全部加入孙宅巍的数字，得出377400，是不妥当的。孙宅巍先生最新确定三十万，并且反对过高数字。
张著引用了1938年1月17日日本外相广田 弘毅发的一封密电。这封密电被美国军方截获、破译。这是她的引文：“几天前回到上海后，我接报调查了日军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犯下的暴行。可靠目击者的口述和可信度不容置疑的人物的来信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日本军队的行为方式和正在继续的行为方式让人想起阿提拉和他的匈奴人。不少于30万中国平民被屠杀，许多以冷血方式。”（第122-23页）张著据此声称，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超过30万，但是广田的数字除了南京，还包括其他地方。
关于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统计，来自欧美的数字普遍远远低于来自中国的数字。客观来讲，战争死人有时不容易统计。张著提到，德累斯顿轰炸死人，最初估计22.5万，后来发现只有6万；实际上到今天也没有统一意见。
1995年张纯如曾在江东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入口处纪念墙前摄影留念。我一直认为这堵墙上的文字有可商榷之处。其一，英语单词Victims意义不明确，不仅可以指死难者，也可以指受害者。受害者的范围可就广了，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肯定不止30万。建议改成Death Toll，明确无误。其二，南京大屠杀具体死难人数没那么重要，但如果一定要公布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必须有根有据，并且科学表达，体现个体生命价值，同时允许讨论，这样才能让世人信服。现在300000这个数字没有达到这个标准，连有效数字位数都不明确。
日本长崎和平公园立有原子爆弹落下中心地碑，碑文写到1945年8月9日原子弹爆炸瞬间杀死7.38万人。碑文写于1956年3月，核爆之后十年。这个数字是原爆当年死难人数，日、美、韩等各方都没有异议。到2013年核爆68周年时，又在碑的左侧更新核爆死难人数，162083人，精确到了个位。附近的国立长崎追悼原子弹死难者和平祈念馆中收藏有核爆79年以来全部198785名死难者每一位的姓名，防紫外辐射、控制湿度。
同样是战争灾难，南京和长崎，前者是中国首都，后者不过日本边地。长崎能将数字落实到个位，具体到每位死难者的姓名。孰优孰劣，各人自己判断。我觉得数字的质量反映战时和战后当地社会的组织能力。
长崎和平公园里还有一块浦上刑务支所中国人原爆牺牲者追悼碑，日本人在2008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纪念日立的，代表当代日本社会主流。碑的背面刻有全部32名死难者姓名。这些中国人生前不幸成为日本的强制劳工，并且遭受了最可怕的死亡。但在身后，他们在异国最终获得了逝者的尊严。我希望有朝一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也能获得同样尊严。
张纯如的写作意图当中，重要的一项是找到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南京日军由人蜕变成兽的文化根源。在这点上，她不能说成功了。知己知彼，不光是对军事指挥的要求，也是对国际历史研究者的要求。她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了解不够，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归结于当时日本面临的经济困难，缺乏说服力。读过日本历史的人都知道，至迟江户时代学者本多 利明在1798年、佐藤 信渊在1823年、古贺 侗庵在1839年就开始主张日本积极对外扩张。本多主张往虾夷地区（今北海道）殖民，佐藤主张入侵满洲、吞并中国、建立大东亚，古贺主张占领南海诸岛。这些政策主张从明治时期开始逐步实现。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战胜清朝，次年签订《马关条约》，迫使清朝割让台湾、澎湖和辽东，另外也实现了对琉球的控制。1904年，日本在辽东击败俄国，成为远东第一霸主。张著将二战亚太战区起点定在1931年日本占领满洲，太晚了！实际上从1875年江华岛事件开始，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铁蹄就没停下过。
张著将南京日军由人蜕变成兽的原因，归结于武士道，也缺乏说服力。山鹿 素行（1622-85）是日本古学宗师，“以周公、孔子为师，而不以汉、唐、宋、明诸儒为师，”跟中国朴学观点一致，但实为自创。他发明了山鹿流兵法，开创了武士道，认为武士不事稼穑而获食、不事制造而获用、不事贸易而获利，其价值在于忠其君、信其友、敬其事。认为以智、勇和仁衡量，日本而不是中国才配得上是中华正宗、中央之国。他跟东渡的浙江余姚人朱舜水（1600-82）有交。显然日本武士道是中华儒学的产物，我没有读到日本武士道特别不好的东西。当然我阅读量有限，期待方家教正。
我个人认为，在特定时期、特定场合，人堕落成兽，跟理性和人性的崩塌有关。哲学家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她的《恶的平庸》（1963）中主张，德国纳粹邪恶的根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多数纳粹分子的平庸。他们要么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要么迫于外部压力、知恶作恶，随波逐流。平庸成为罪恶，不可以服从命令为借口推卸责任。阿伦特的理论不仅适用于屠杀犹太人的德国纳粹，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同样适用。对军事命令不加分析的绝对服从，对潮流裹挟的顺从、附和和助长，理性和人性的彻底崩塌，价值判断的完全缺失，导致侵宁日军从上到下都陷入完全的疯狂，他们由人蜕变成了兽，走向了人的反面。也许侵宁日军并未下达正式命令，让官兵去虐杀无辜、强奸民女。但参与的官兵不能免责，他们禽兽不如；高级军官更不能免责，他们制止不力。
总体来讲，我觉得张著在呈现史料方面远不及章开沅先生系统深入，在分析历史时更没有达到阿伦特的深度。阿伦特在《纽约客》发表《恶的平庸》时激起了轩然大波，受到的批评比起张著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争议归争议，真相和真理会顽强生存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