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开展“忆比查”
所谓“忆比查”，就是是回忆、比照和检查的缩写。回忆，就是每个人要交代自己的人生经历，从自己的家庭出身开始，直到目前；比照，就是和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等先进人物比，看自己身上有什么问题，有哪些不足之处；检查，就是对自己存在问题的产生查找根源，再找出克服自己缺点和改正错误的办法，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这个“忆比查”活动，究竟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外地的经验，或者是贵州自己发明的土办法，我不清楚；但我后来知道，在延安整风运动时，要求每个人都要写自传，党组织从每个人写的自传中可以发现问题线索，然后要求进一步交代某一段经历，或某个问题。有时通过反复交代的材料加以对照，也容易发现问题。现在搞“忆比查”，估计是汲取延安整风审查干部的经验，要求每个人写好自己的“忆比查”发言稿，然后当众交代，并有专人记录。看来，“忆比查”是在新形势下，对五七干校所有学员进行群众性审查和思想改造的一种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忆比查”中，印象中比较深的是省京剧团刘瑞亭的发言。他说，他是穷孩子出身，从小被人歧视瞧不起，他说了一句很不雅的脏话，意思是别人说他不是好种，参军入伍以后，自己努力学文化，争取进步，入了党，提了干，来到贵州，转业到省京剧团，当了副团长，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和别人比待遇，比权利的大小，比享受，直到64年开展四清运动，才发现自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忘了本。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造反派揪出来进行批斗，开始想不通，有抵触，现在渐渐清醒过来，是党和毛主席及时挽救了自己。今后一定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像张思德那样为人民服务，像雷锋那样立场坚定不忘本；像白求恩那样对工作极端负责，努力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革命事业像愚公那样坚持不懈……
刘瑞亭的“忆比查”发言，大家听了，沉默了一会，因为对他在省京剧团的表现，大家都不太了解。大家知道的是，省京剧团的造反派在运动初期闹得很凶，在北京来的南下串联队红卫兵的唆使下，批斗走资派和所谓牛鬼蛇神时，拳打脚踢，非常野蛮，而且把女团长周钧剃了阴阳头，拉着游街示众。总之，当时省京剧团的造反派在整个省文化系统被说成“革命小将造反精神强”，有些名气。刘瑞亭作为副团长究竟受到怎样的冲击，他没讲。他似乎对能够逃过这一劫，很快被解放，成为“五七战士”，感到很幸运。
由于大家对刘瑞亭不够了解，所以对他的“忆比查”发言，也只能表个态，说他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检查认识深刻，努力方向明确。
第二个做“忆比查”发言的，是省歌舞团副团长吴保安。他身材适中，在部队文工团是个舞蹈演员，转业到省歌舞团以后，具体负责舞蹈队的工作。和刘瑞亭一样，省歌舞团也是团长打成“走资派”，由于他不是主要负责人，加上历史清白，没什么问题，很快得到解放。他的“忆比查”发言 ，也顺利通过。
在我的“忆比查”发言后，就遇到了麻烦：有人说，你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积极起来造反，应该肯定，但从你的发言里，感到你对富农家庭的反动本质认识还是不够，说明你仍然需要继续和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夏贵新见有人开始向我发难，马上跟着愤怒地质问我：“你在造反派办的小报上写文章，说我运动初期打起‘出身好的破旗’，莫非你出身不好就是红旗？！你这是不是利用造反的机会，进行反攻倒算和阶级报复？你这是不是攻击毛主席的阶级路线？”夏贵新是贵州大学音乐系手风琴专业毕业，与我同年分到省文化局乌兰牧骑工作队。大家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天生是红卫兵性格，敢冲、敢闯，什么都敢干。
对夏贵新的发言，我的辩解是，文章是经过“117战斗队”讨论，内容和材料都是战斗队里的同志提供的，发表时用的笔名是“谔未残”，我仅仅是执笔者，因此，有问题或有错误，不能由我一个人负责。其次，文章原文写的是“打起所谓‘出身好’的破旗”，其中包含有对‘出身好’的质疑。但我没有透露的情况是，熟悉他情况的人说，他父亲是反动道会一贯道的信徒，所以，也算不上是真正出身好。
在场的其他人没有再说什么，“忆比查”我算勉强过关。
五、逛县城和坐茶馆
由于干校离贵阳太远，周末假日，大家便纷纷进县城逛街和喝茶。湄潭县离我们黄龙坝干校大约有十里路，步行要一个小时左右。
一天，周日早饭后，我跟着魏然一伙，踏上进城的大道。我们走的大路是黔北横贯东西的一条交通要道，从遵义到铜仁的来往车辆的必经之路，但当时贵州属于贫困落后地区，城市和交通建设都很差，所以，这样一条重要的公路干线，仍然是很狭窄的土路。天气好，汽车来往，往往都扬起一片黄尘。大约是在来干校之前，有人私下议论，说湄潭县的县长在大饥荒年代，因虚报浮夸，导致湄潭县大批农民饿死，在追究责任时被枪毙。看来，湄潭县在贵州还是很出名的。
到了湄潭县，只见县城大街两旁也是破败陈旧的平房和两层小楼房，这些房屋要么是木质结构，要么是砖木结构，都是几十年的老房子，印象中几乎没有看到有新建的房子。县城的主要大街也是土路。听说赶场天，大街上要热闹些，平日都是冷冷清清。
我们那天到湄潭县城，并不是赶场天，大街上显得比较冷清，来往的人也稀稀落落。我们这些从干校进县城的人，从衣着打扮来看，就知道是省城来的。我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有人想吃碗面，换换口味，就进了面馆；有人想买日用品，就去了百货公司；我跟着魏然、刘瑞亭、吴保安等人进了一家茶馆，大家说，去歇歇脚，喝杯茶。
贵州的湄潭茶虽然没有像雷山茶那么出名，不是贡品，但在贵州也有些名气。另外，在贵州的县份上，好像只有湄潭县像四川一些县城一样，有人经营茶馆生意。
茶馆里陈设很简单，都是没有漆过的木质茶几和沙发，也有木方桌和长条凳。我们走进茶馆，里面几乎没什么人，估计赶场天或到下午生意会好些。
入座后，老板给每个人面前放上一个带盖子的陶瓷茶杯，里面已经放好了湄潭清茶，然后提一个盛有正在冒气的大开水壶，往每个茶杯里倒滚烫的开水。一两分钟后，就可以打开茶杯盖子，啜饮湄潭绿茶了。
湄潭茶喝进口，有一种绿茶特有的苦涩清香，细细品味，还有点回甜。一杯茶水喝到只剩半杯的样子，老板就会继续给你加滚烫的开水。这种湄潭绿茶可以冲泡三四次，茶水的味道仍然可口。
端起茶杯，大家开始闲聊。
省歌舞团副团长吴保安说，这次回贵阳，他听说黔剧团团长张德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了。
在座不知道这个消息的人都有些吃惊，忙问是什么原因？
吴保安说，听说他在和几个审查对象一起读报学习时，把“打倒刘少奇”读错了，矛头指向了伟大领袖。掌权的造反派知道以后，除了“走资派”的帽子以外，又给他戴上一顶新帽子——“现行反革命分子”。
魏然可能和张德贤一起在黔剧团工作过，一个是团长，一个是书记，对张德贤比较了解，所以他说，张德贤是个部队干部，老革命，下到地方以后，平日循规蹈矩，是个老实人。又说，可能是人老眼花，一时恍惚，发生了口误……。没想到，平日开会，老魏一言不发，到茶馆，他反倒敢讲这种心里话了。从魏然这几句话里，我看出他为人的厚道。
省京剧团副团长刘瑞亭说，我和张德贤接触几次，觉得他身上一直保持着农民的善良和质朴，对人非常友好诚恳。
显然，无论在什么时候，一个好人落难，总是有人同情的。
有人说，省艺术馆的殷树诚，是64年四川美术学院分来的大学生，运动初期是红卫兵，造反很积极，正在他造别人反的时候，有人举报说，他屋里用报纸糊墙，报上有一张毛主席的头像，是头朝下，结果也被揪出来，打成“现行反革命”。
闲聊中，有人又提到一个花边新闻，说陈维荣掌权后，省京的某女演员经常去找他……。 刘瑞亭说，陈维荣在省京乐队里打鼓，人长得不错，小伙子为人也不错，造反派起来以后，由于他出身好，父亲在旧社会是裁缝，他人缘也好，就被造反派推举为头头。一来二去，他竟成了省文化系统的一把手。在文化大革命前，虽然小伙子一表人才，却没有女朋友。掌权以后，人们就刮目相看了，有些女人也就主动找上门去……
吴保安问刘瑞亭，听说老去找陈维荣的那个女演员，已经嫁给一个部队干部了？
刘瑞亭说，是。这个女孩子长得不错，戏也演得不错，在团里算是台柱子。大概结婚后，夫妻长期分居，有些熬不住；也许是夫妻感情淡了……要是在过去，肯定是作风问题。
提到陈维荣和这位女演员，我也有印象。一次，我去陈维荣的办公室，看到过一个身材苗条，年轻漂亮女子坐在办公室里的椅子上。这个女子两只眼睛非常迷人，我当时以为陈维荣和她是恋爱关系，没想到竟然是这种情况。
魏然说，陈维荣可能要犯错误，人家可是军婚呵……
不出魏然所料，两年后，他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那是在全国进入军队支左阶段，兰张（兰亦农和张荣森）两位军级领导率部队从广西进驻贵州，在军代表全面夺权以后，开展“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掌权的造反派纷纷倒台靠边站，接受审查。陈维荣作为省文化系统造反派领导班子里的一把手，也落到被审查的境地，在找不到他的其它问题的情况下，就抓住他和那位女演员的关系，以破坏军婚罪，判了他三年刑……
看来，坐茶馆这种风俗习惯，还真是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好方式，边喝茶边聊天，陌生人通过聊天彼此之间增进了了解；听别人闲谈，获取了社会信息，也增长了知识……。在湄潭五七干校期间，大家没什么娱乐活动，逛县城采购，坐茶馆喝茶聊天，就是我们单调的干校生活中大家感兴趣的一种周末活动。
入秋以后，我请假探亲，顺便和女朋友旅行结婚，提前离开了黄龙坝五七干校。 2019/2/28
2025/4/8 修改
